民主国家搞不好经济　就守不了自己

_NEWSDATE: 2025-05-18 | News by: 邓聿文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邓聿文评论文章：专栏：川普上台以来，以一种近乎威权国家领导人的行事作风推动政策，不仅未能平息美国内部的撕裂与争议，反而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混乱且不值得信任的美国。他对权力的个人化运用，对媒体与司法体系的攻击，加上对社会矛盾的有意激化，都严重伤害了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整体形象。而他的MAGA支持者与一部分观察人士则辩称，这正是川普要带美国回归“黄金时代”的手段——让美国再次成为自由与繁荣的灯塔。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现代民主制度不能实现国家的经济繁荣、不能让多数人过上好日子，而似乎必须依赖威权手段来达成这些目标，那么，民主本身是否已经陷入某种功能上的失调？

在展开这个问题的分析前，我们常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民主的主要使命是保障人的自由与基本权利，它的功能在于限制政府而非发展经济。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似乎成立——毕竟民主制度的核心设计就是通过分权制衡、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个体自由。然而，如果因此就断言民主与经济发展无关，或者说民主国家在制度上没有义务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品质，那不仅是对制度功能的错误理解，也很可能为威权主义的“制度反攻”提供了借口和土壤。

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自由不是抽象的，它必须在生活中有实际内容。如果一个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那么他很难仅凭“我可以投票”或“我可以发言”就认同这个制度。民主保障的是自由，但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人们不仅要能说话，更要能过日子。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保障这些经济权利，不可能只靠市场自己调节。国家是否有责任确保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机会平等，才是问题的关键。

长期以来，一些民主国家习惯性地将经济问题“技术化”、市场化，把增长与分配问题交给“看不见的手”。当市场运作顺利时，这种制度安排似乎合理；但一旦全球化带来结构性失业、技术变革加剧社会不平等，原本“中立”的制度设计很快就会暴露其对底层和中产的结构性冷漠。现实生活中，自由如果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就很容易沦为形式。一个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无法为家庭提供体面生活，他对“自由”的感知很可能比不上他对“焦虑”的感知。

而当民主国家无法有效回应这些焦虑时，民粹政治便趁虚而入。川普的崛起、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的背景：普通人感觉自己“被民主抛弃了”。他们看见生活每况愈下、公共服务缩水、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变窄，却没人真正为此负责。于是，他们转向那些敢于挑战传统制度、宣称“我能让你重新伟大”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政治人物问题”，而是民主机制未能有效承担经济责任的体现。

正因如此，中国作为“发展型威权国家”的模式越来越频繁被拿来与民主国家对比。有人说，中国没有民主选举，却能盖高铁、搞科技、控疫情，仿佛在治理效能上完胜民主。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制度问题远比表面复杂，资讯封锁与权力不受制约早已造成极大隐患。但在一个制度“是否有用”成为主流衡量标准的时代里，如果民主国家拿不出有效的经济答卷，专制的治理神话就有了现实支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选择越来越像是在“自由低效”与“专制高效”之间做取舍。

这就是今天民主所面对的根本困境。如果制度无法带来集体性改善、无法回应生活的切肤之痛，那么，无论它程式多么正义、理念多么高尚，最终都可能丧失群众基础。

民主不能只讲理念、讲程序，而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只有将政治自由与经济权利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民主才可能长期稳定地运作。否则，“民主无能”的指控将从一种舆论战术，演变为群众实际感受。

事实上，历史上的成功民主转型，大多伴随著实质性的社会改善。战后西欧在民主框架下建立起福利国家，不仅稳定了制度，也赢得了支持；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之所以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巩固，同样建立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基础之上。反之，制度如果不能持续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再高明的设计也难以维系人心。那些长期陷入内部混乱的失败民主国家，它们表面的民主制度设计不能不说好，然而，国家治理能力却一塌糊涂，实际政治是被寡头、家族或部落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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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美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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