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關鍵部門"去習化" 中國政局陷入結構失控

日期: 2025-05-30 | 來源: 人民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仁公治評論文章：自2024年尤其是三中全會後，中國政壇悄然出現一股耐人尋味的逆流——一種“不明言”的去習化進程正在展開。這一過程雖非正式宣告、未見劇烈震蕩，卻在制度細節、輿論氛圍、官僚話語和外交姿態中逐漸浮現。它意味著什麼？是體制自我糾錯，還是權力結構崩塌的前奏？如果我們將“去習化”視為風向標，那麼習近平權力的“暗中旁落”，或許正預示著失控型極權體制終局的悄然到來。

一、高層決策頻頻出現“集體模糊”的跡象

習近平的權力並未被公開挑戰，但卻正在遭遇“結構性削弱”。自2024年以來，中共中央的高層決策頻頻出現“集體模糊”的跡象。例如，重大經濟政策如“新質生產力”在宣傳上雖仍冠以“習思想”，卻不再有個人高度介入的直接指令。而黨媒對習近平的聚焦頻率亦在顯著下降——曾經的“定於一尊”風格逐漸讓位於“集體協商”的修辭。

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不是習近平主動收權，似乎是體系自身的防御性重構。自“清零政策”全面失敗以來，高層政治合法性受到嚴重沖擊。

習近平作為極端政策的主要推動者，已不再是風險中的“中流砥柱”，而成了潛在的責任中心。在一個以保位為本能的政治系統中，官僚集團本能性地尋求“去風險化”——即“去習化”。

二、系統只剩下一個選擇：讓“核心”暗中邊緣化。

“去習化”並非僅是個人色彩的稀釋，更深層是權力核心的松動。過去十年裡，習近平透過反腐運動重塑了“忠誠”結構，但這種基於恐懼的體制並未真正建構穩固的制度認同。極權的悖論在於：權力高度集中時，看似穩定，但任何一處裂縫都會導致整體性失衡。

近期跡象表明，“去中心化”的過程已在關鍵部門中展開：

1、經濟系統：中共經濟官僚群體正在繞開習式思維，回歸務實主義，重新引入“市場”與“改革”話語；

2、外交系統：中共外交體系也正在擺脫“戰狼”思維，重建對西方的實用溝通；

3、宣傳系統：中宣部對個人崇拜的調門正悄然降低，更多轉向“安全敘事”與“集體責任”框架。

這不是權力斗爭的勝負之分，而是一場體制自我生存邏輯的調整。在“無法徹底清算”與“無法再盲從”的矛盾之間，系統只剩下一個選擇：讓“核心”暗中邊緣化。

三、極權失控的終極悖論：沒有人能接盤，也沒有人敢下車

極權體制的終極困境在於：所有人都在等待“別人先動”，而一旦有人動，整個系統可能瞬間崩塌。這種“困獸式均衡”使得去習化只能采取“非線性推進”方式：無劇烈斷裂，但逐步抽空。

此刻的中國政局已陷入“極權結構失控”的階段性征兆：

1、資訊控制與現實脫節加劇：輿論對經濟下行、青年失業、社會不滿幾乎集體沉默，政務系統日益失真；

2、決策體系“虛假協商化”：所有重大決策都以“黨中央決定”名義發布，但背後實際是多方權衡妥協後的最小公倍數；

3、責任機制的層層卸載：出事的地方政府、金融系統、政策部門，普遍選擇“下沉責任”，推諉於系統之外——但“習核心”卻無法徹底擺脫象征性負擔。

於是，習近平既不能被徹底邊緣，也不能繼續主導全局——他成為極權體制無法承受的“隱形負資產”。這種狀態，既不穩定，也無退路。

四、終局展望：體系解體征兆潛藏在“去習化”的暗流中

歷史經驗表明，極權體制的終局往往並非某一日的劇烈革命，而是制度長時間“失控”下的突然坍塌。當系統內每一個單元都在“等待別人率先解構秩序”時，真正的崩盤往往在“看似平靜”的時刻到來。

對中國而言，未來的變局可能不會以“宮廷政變”或“群眾起義”的形式展現，而是體制內部對“負權力”的持續卸載最終導致集體行動能力的喪失。在那一刻，哪怕沒有一個公開的反對者，體系也會因“無人想再維系”而解體。而這一切的征兆，或許正潛藏在我們今天看到的“去習化”的暗流中。

結語：極權的終局，將不再需要敵人

習近平時代的象征意義，正在從“高度集中”轉向“系統沉默”。這不是他個人意志的失敗，而是極權結構在現代條件下自我耗散的必然結果。當一個政治體已無“權威可依、責任可負、願景可信”之時，它將不再需要敵人——自己就能完成終結。“去習化”不是民主的到來，但可能是極權體制坍塌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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