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和服就是尋釁滋事？法律道德化
近日網絡流傳一段視頻：蘇州一名女生穿和服在路邊拍照遭到警察大聲訓斥，“你穿漢服可以，但穿和服不可以，你是中國人！”女生克制詢問，“你這樣大聲吼可以嗎？有什麼理由？”警察回復，“因為你涉嫌尋釁滋事！”遂將該女生帶走。
該視頻一經傳播，引起公眾嘩然。即使不是法律專業人士，也會感覺僅因當事人穿和服拍照，就認為其涉嫌尋釁滋事，不僅於法無據，也與公眾樸素的法感相悖。
這個案例，可說是尋釁滋事在實踐中被濫用的又一典型例證。
尋釁滋事為何被不斷濫用？
行政處罰中的尋釁滋事行為，規定於《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6條。該條具體內容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一千元以下罰款：（一）結伙斗毆的；（二）追逐、攔截他人的；（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的；（四）其他尋釁滋事行為”。
《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此項規定，對應的正是《刑法》第293條的“尋釁滋事罪”。後者的行文與《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6條幾無二致：“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二）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四）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如此來看，作為行政違法的尋釁滋事與作為犯罪的尋釁滋事，兩者在行為樣態和要件構成上並無太大差異，二者的區別只在於情節上的輕重。
《刑法》規定尋釁滋事罪的原因，主要在於其有時確實可彌補其他罪名的打擊不力。例如在唐山打人案中，警方就是以尋釁滋事罪對幾個打人者進行刑事拘留。
其背景就在於我國《刑法》沒有單純的暴行罪，若故意傷害只是導致當事人輕微傷、並無法構成故意罪，由此就會形成處罰漏洞，此時，適用尋釁滋事就可作為一項堵截式罪名予以兜底。
但是，尋釁滋事又脫胎於此前的流氓罪，且與流氓罪一樣邊界模糊、無所不包，並因此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間存在嚴重沖突。
盡管這一罪名可因其補充性功能而最大效率地實現刑法的懲罰功能，但也容易蛻變為“口袋罪”而被擴張濫用。也是基於這一原因，很多刑法學者都主張廢除此罪，將其分解到其他犯罪中。
與尋釁滋事罪一樣，治安管理處罰中的尋釁滋事同樣因為規范不清、界限不明而易被濫用。此外，相比《刑法》第293條的明確列舉，《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6條第（四）項還包含“其他尋釁滋事行為”這樣的兜底條款，更為一些執法機關的不當處罰留下空間。由此，實踐中出現諸多奇葩的被處罰事例。
例如，2019年廣西柳州一韋姓男子，因將戶口本上兒子的名字改為“韋我獨尊”並發送朋友圈，被警方以尋釁滋事行為予以行政拘留；再如，2018年山西運城一女子因拍攝城管列隊行進視頻，配了據稱為“鬼子進村”的音樂並上傳抖音，也被認定為尋釁滋事；而那些因多次上訪或在網上發帖、在公共場所塗鴉或展示標語等，被確認為尋釁滋事的，更不在少數。
為明晰尋釁滋事的邊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在2013年7月頒布的《關於辦理尋釁滋事行使案件適用若幹問題的解釋》中對“尋釁滋事”進行具體界定，認為其基本表現形態就是“行為人為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無事生非”。但這四個詞語包含強烈的道德色彩，對於在法律上區分哪類行為構成違法應予懲罰、哪類行為只是道德有虧，幾無助益。
要提醒的是，道德化的評價，會使執行機關對在其看來不合道德倫理的行為，貼上“尋釁滋事”的標簽而予以處罰。在這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認為挑釁公權機關權威、冒犯國家工作人員情感的。
《刑法》實踐在上述司法解釋的基礎上，還將尋釁滋事再區分為無事生非和借故生非兩類。前者是沒有任何緣由地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後者就是小題大做、借故生非。
這兩類列舉雖然仍舊模糊，但刑法學理一般認為構成犯罪必須要有具體個人的法益侵害，例如僅因逞強耍橫就對陌生人大打出手，或是因他人犯下丁點錯誤就揪住不放而毀損他人財物泄憤，此處還是要有具體個人人身財產的損害。
這種對具體法益侵害的強調，在某種程度上還能阻斷尋釁滋事罪的泛化。但，行政處罰因並不強調對個人法益的侵犯，違反行政規范、幹擾社會管理，影響社會秩序都會被認為構成行政不法，尋釁滋事的濫用也就更無從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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