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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汽车新闻 硅谷科技精英如何掀起了一场美国文化革命?
[加州] 硅谷科技精英如何掀起了一场美国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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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3 | 来源: 观察者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 缩小 | 收藏 | 打印
马斯克的影响力同样超越了政策：他对X的控制重塑了数字话语，放大了右翼声音，同时限制内容审核，与这场文化运动推动“无摩擦信息流”的更广泛目标一致。

由蒂尔共同创立、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领导的帕兰提尔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是这场运动的另一支柱。

帕兰提尔诞生于网络泡沫破裂和9·11事件之后，肩负着通过数据分析“支持西方”的使命。


卡普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合着的《技术共和国》一书，呼吁复兴军工复合体，以对抗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与马斯克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倾向不同，卡普设想政府扮演积极角色，认为“更积极的政府”对于利用硅谷的潜力服务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卡普的言辞浸透了冷战自由主义，批评硅谷转向“狭隘的消费产品”，呼吁回归国防等“有意义的挑战”。《纽约客》认为，他对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等保守派思想家的引用，透露出一种后自由主义倾向，哀叹“美国思想的空心化”和民族自豪感的丧失。帕兰提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大获成功，其股价飙升600%，作为硅谷与国家之间的桥梁角色，这让美国的右翼议程被赋予了更多权力，也更复杂化。

如果将马斯克、卡普与特朗普的联盟视为一场权宜之合，他们不同的愿景，确实联合在了进步建制派这个共同的敌人之下。

但也有迹象显示，马斯克的自由主义未来主义、卡普的国家中心实用主义和特朗普的民粹民族主义共存得并不融洽。毕竟从理论上说，马斯克视员工为“可替代”的态度与卡普呼吁由共同目标驱动的凝聚力技术文化，显然是相冲突的。

这种张力凸显了美国这场文化运动存在的挑战：运动本身充满了反政府（至少是深层政府）言辞和倾向，而实现文化和经济目标，又需要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在这之间需要进行调和。例如，卡普复兴军工复合体的愿景，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马斯克和蒂尔则主张拆除官僚结构。运动在影响特朗普政策方面有不少成功，如教育削减和反DEI措施，但其长期连贯性仍不确定。

商业模式：硅谷右翼在文化战场的弱点

社交媒体平台曾被誉为赋权的工具，如今已成为美国意识形态控制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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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谷歌和X等公司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算法优先考虑用户参与度（点击、分享等），而不一定关注内容的真实性，又缺乏中国那样的监管治理，导致虚假信息广泛传播。

Facebook曾在2012年进行秘密的“情绪操纵实验”，故意调整用户新闻推送内容，以观察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状态。2017年缅甸种族灭绝事件中，Facebook被用作煽动暴力的工具，而X在埃隆·马斯克接管后减少内容审核，进一步放大了极端观点的传播。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还通过大规模收集用户数据用于精准广告（包括浏览历史、位置、个人偏好等），构建了庞大的商业模式。用户数据成为商品，公众同意只是事后考虑。在Facebook早期（约2004年），扎克伯格与朋友的即时消息对话“他们‘信任我’。傻瓜” 记录了他对哈佛学生信任Facebook并提交个人信息的嘲笑，成为硅谷技术官僚傲慢的象征。


在他们的对手进步建制派看来，硅谷“威权技术官僚主义”的心态是这样的：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和民主约束之上，追求规模和利润优先于公众福祉。科技精英以启蒙价值（如自由、进步）为名，实际上推行一种反民主、反自由的意识形态。

要在文化运动中完成公共话语的塑造，商业模式的道德问题注定要被对手逮住，这是硅谷右翼的原罪，也是意识形态交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硅谷精英追求利润，追求个人私欲的极致是对永生的个人追求。蒂尔对冷冻技术和抗衰老研究的投资，以及他承认“我的钱无法做到的事情太多了”，都揭示了一种信念，即技术可以超越人类局限，包括死亡。

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与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等同行的信念一致，创造了一种悖论：一方面为精英提供无限进步的愿景，同时又对民主社会持反乌托邦观点。

支持者赞赏这场运动重塑美国的社会规范，优先考虑效率和利润，是扞卫精英治理的文化胜利。反对者则放大硅谷对隐私的侵蚀、数据的武器化以及对异见的压制。

斯洛博迪安称硅谷右翼这场文化运动的方式反映了对民主的“深刻宿命论”。在《裂解资本主义》中，斯洛博迪安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试图逃避民主约束的“市场激进主义”现象（如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中心）。他认为，硅谷右翼运动是这一趋势的延伸，试图通过技术精英的控制和国家权力的选择性使用，创建一个资本至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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