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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汽車新聞 硅谷科技精英如何掀起了一場美國文化革命?
[加州] 硅谷科技精英如何掀起了一場美國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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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3 | 來源: 觀察者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 縮小 | 收藏 | 打印
馬斯克的影響力同樣超越了政策：他對X的控制重塑了數字話語，放大了右翼聲音，同時限制內容審核，與這場文化運動推動“無摩擦信息流”的更廣泛目標一致。

由蒂爾共同創立、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領導的帕蘭提爾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是這場運動的另一支柱。

帕蘭提爾誕生於網絡泡沫破裂和9·11事件之後，肩負著通過數據分析“支持西方”的使命。


卡普與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合著的《技術共和國》一書，呼吁復興軍工復合體，以對抗來自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威脅”。與馬斯克的無政府資本主義傾向不同，卡普設想政府扮演積極角色，認為“更積極的政府”對於利用硅谷的潛力服務於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卡普的言辭浸透了冷戰自由主義，批評硅谷轉向“狹隘的消費產品”，呼吁回歸國防等“有意義的挑戰”。《紐約客》認為，他對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等保守派思想家的引用，透露出一種後自由主義傾向，哀歎“美國思想的空心化”和民族自豪感的喪失。帕蘭提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大獲成功，其股價飆升600%，作為硅谷與國家之間的橋梁角色，這讓美國的右翼議程被賦予了更多權力，也更復雜化。

如果將馬斯克、卡普與特朗普的聯盟視為一場權宜之合，他們不同的願景，確實聯合在了進步建制派這個共同的敵人之下。

但也有跡象顯示，馬斯克的自由主義未來主義、卡普的國家中心實用主義和特朗普的民粹民族主義共存得並不融洽。畢竟從理論上說，馬斯克視員工為“可替代”的態度與卡普呼吁由共同目標驅動的凝聚力技術文化，顯然是相沖突的。

這種張力凸顯了美國這場文化運動存在的挑戰：運動本身充滿了反政府（至少是深層政府）言辭和傾向，而實現文化和經濟目標，又需要對國家權力的依賴，在這之間需要進行調和。例如，卡普復興軍工復合體的願景，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而馬斯克和蒂爾則主張拆除官僚結構。運動在影響特朗普政策方面有不少成功，如教育削減和反DEI措施，但其長期連貫性仍不確定。

商業模式：硅谷右翼在文化戰場的弱點

社交媒體平台曾被譽為賦權的工具，如今已成為美國意識形態控制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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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谷歌和X等公司運營的社交媒體平台，算法優先考慮用戶參與度（點擊、分享等），而不一定關注內容的真實性，又缺乏中國那樣的監管治理，導致虛假信息廣泛傳播。

Facebook曾在2012年進行秘密的“情緒操縱實驗”，故意調整用戶新聞推送內容，以觀察如何影響他們的情緒狀態。2017年緬甸種族滅絕事件中，Facebook被用作煽動暴力的工具，而X在埃隆·馬斯克接管後減少內容審核，進一步放大了極端觀點的傳播。

這些社交媒體平台還通過大規模收集用戶數據用於精准廣告（包括瀏覽歷史、位置、個人偏好等），構建了龐大的商業模式。用戶數據成為商品，公眾同意只是事後考慮。在Facebook早期（約2004年），扎克伯格與朋友的即時消息對話“他們‘信任我’。傻瓜” 記錄了他對哈佛學生信任Facebook並提交個人信息的嘲笑，成為硅谷技術官僚傲慢的象征。


在他們的對手進步建制派看來，硅谷“威權技術官僚主義”的心態是這樣的：他們將自己置於道德和民主約束之上，追求規模和利潤優先於公眾福祉。科技精英以啟蒙價值（如自由、進步）為名，實際上推行一種反民主、反自由的意識形態。

要在文化運動中完成公共話語的塑造，商業模式的道德問題注定要被對手逮住，這是硅谷右翼的原罪，也是意識形態交鋒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硅谷精英追求利潤，追求個人私欲的極致是對永生的個人追求。蒂爾對冷凍技術和抗衰老研究的投資，以及他承認“我的錢無法做到的事情太多了”，都揭示了一種信念，即技術可以超越人類局限，包括死亡。

這種技術烏托邦主義，與拉裡·埃裡森（Larry Ellison）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等同行的信念一致，創造了一種悖論：一方面為精英提供無限進步的願景，同時又對民主社會持反烏托邦觀點。

支持者贊賞這場運動重塑美國的社會規范，優先考慮效率和利潤，是扞衛精英治理的文化勝利。反對者則放大硅谷對隱私的侵蝕、數據的武器化以及對異見的壓制。

斯洛博迪安稱硅谷右翼這場文化運動的方式反映了對民主的“深刻宿命論”。在《裂解資本主義》中，斯洛博迪安分析了全球范圍內試圖逃避民主約束的“市場激進主義”現象（如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中心）。他認為，硅谷右翼運動是這一趨勢的延伸，試圖通過技術精英的控制和國家權力的選擇性使用，創建一個資本至上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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