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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產業後面的"工人"，她們被叫做"媽媽工人"(圖)
AI產業後面的"工人"，她們被叫做"媽媽工人"(圖)AI產業後面的"工人"，她們被叫做"媽媽工人"(圖)
“媽媽工人”，她們通常被這樣稱呼。
大多數時候，她們的工作內容是在電腦前訓練AI——就像教會自己的孩子一樣。
在過去幾年的宣傳敘述中，這些女性的故事，通常與“公益新模式”“AI + 扶貧”之類的宏大用詞掛鉤，被視作鄉村女性實現“白領工作”的化身。大山裡走出的人工智能培訓師，人們如此誇贊。
但這其實是一個“夢幻泡泡”逐步破裂的故事。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桐雨，與華東師范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夏冰青，在標注行業剛開始興盛的2019年，開啟田野調查，並持續至今。她們走訪各地標注車間，試圖了解這一新興產業背後的勞動問題。
起初，在貴州某貧困縣，這份看似體面、靈活、門檻低的工作，甚至能解決長久以來的留守兒童問題——當地政府和招聘方，都用它召喚遠在外省打工的女性“大雁歸巢”。但隨之而來的競爭與陷阱，卻把身處其中的女性，推向比過往更艱難的困境。
至今，也沒有關於媽媽工人在中國的具體統計數字。她們是未被准確書寫的一群人。
媽媽工人不善言辭，這是學者反復提及的一點。她們鮮少表達自己的苦痛，更多成為家庭決策中的犧牲角色，宣傳政績的“巾幗榜樣”。
她們教會AI，卻淘汰自己。就像一枚“好用的棋子”，用完即棄。
這個春天，《鳳凰周刊》記者訪談了兩位學者。以下是她們的講述，結合了論文內容——
“白領工作”
我們在標注基地見到李燕時，她正坐在一把劣質的人體工學椅上，脖子前傾，眼睛湊在屏幕前飛快地來回瞟動。框架眼鏡擋住了她臉上的表情，只有手不帶停地點拖鼠標。
她的眼前是一組汽車道路行駛圖。但雷達掃描出的3D圖像，是一團看不清輪廓的點狀物。李燕需要對照2D圖片，准確辨識出3D圖片中汽車附近的障礙物，並在面板上一一標注出來。
標注是為了給AI算法提供准確的訓練樣本，俗話叫“給電腦喂數據”。AI通過學習這些數據中的模式和規律，獲得智能視覺和語義理解能力。這是人工智能產業鏈上最基礎、最需密集勞動力的環節。每一個AI的成長，都離不開它。
基地裡，有二十多位像李燕這樣的女工，她們年齡從28至35歲不等，多是低學歷女性、單親媽媽或家庭主婦——這和我們來調研之前的預想是大相徑庭的。
畢竟社會建構出來的一套話術是，男性比女性更適合電腦工作。沒想到，“媽媽工人”是這間基地的勞動主力。
標注基地位於一所扶貧社區內。外牆刷著標語，“出大山、求發展、城鎮安居天地寬”。社區建築和南方的工廠宿舍有點像，統一整齊，間距緊湊。遠看是現代化小洋樓，但走近發現，底部的架空層都沒造好，水管裸露，下雨時糞水到處流。
而基地內部像是另一個世界。
和她們過去在沿海打工時不見天日的流水線工廠不同，這裡有窗，能見陽光，配備了電腦和空調，也沒有大型機器發出的轟鳴噪音。基地甚至聘請了一名園藝師打理綠植，像北上廣的互聯網大廠一樣，一切都是白領辦公室的氛圍。
就連裝修也是按這家基地的源頭企業——C廠的風格打造，桌子被塗成C廠的標志性顏色。
基地運行一段時間後，一批表現優秀的媽媽工人被邀請到C廠總部學習，她們和程序員在一起上班，參觀車輛如何自動駕駛。
媽媽們看完後說，覺得自己的工作突然變得鮮活，有意義了。在和我們訪談時，她們將培訓期間學到的一整套概念不停地重復給我們聽，比如“要做人工智能的老師”，“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她們努力把自己跟大廠連接起來，覺得某種程度上也是大廠的員工，笑稱是“賺著大廠的錢”。
以前，她們並不懂什麼是AI，是被規訓到對此“有感覺的”。她們的家人既不了解什麼是AI，也不知道她們的工作內容，唯一關心的就是——這活兒能拿多少錢。
我們第一次和媽媽工人劉翠敏見面時，她是戴著眼鏡的。說了會兒話後，她把眼鏡拿下來，“因為戴著不好看”。
這份工作的確很費眼睛。李燕有一段時間視力下降得特別快，嚇得趕緊去醫院檢查。做這份工作後，眼睛出現問題的人很多。後來，一些媽媽工人即使沒近視，也都買了防藍光眼鏡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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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時候，她們的工作內容是在電腦前訓練AI——就像教會自己的孩子一樣。
在過去幾年的宣傳敘述中，這些女性的故事，通常與“公益新模式”“AI + 扶貧”之類的宏大用詞掛鉤，被視作鄉村女性實現“白領工作”的化身。大山裡走出的人工智能培訓師，人們如此誇贊。
但這其實是一個“夢幻泡泡”逐步破裂的故事。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桐雨，與華東師范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夏冰青，在標注行業剛開始興盛的2019年，開啟田野調查，並持續至今。她們走訪各地標注車間，試圖了解這一新興產業背後的勞動問題。
起初，在貴州某貧困縣，這份看似體面、靈活、門檻低的工作，甚至能解決長久以來的留守兒童問題——當地政府和招聘方，都用它召喚遠在外省打工的女性“大雁歸巢”。但隨之而來的競爭與陷阱，卻把身處其中的女性，推向比過往更艱難的困境。
至今，也沒有關於媽媽工人在中國的具體統計數字。她們是未被准確書寫的一群人。
媽媽工人不善言辭，這是學者反復提及的一點。她們鮮少表達自己的苦痛，更多成為家庭決策中的犧牲角色，宣傳政績的“巾幗榜樣”。
她們教會AI，卻淘汰自己。就像一枚“好用的棋子”，用完即棄。
這個春天，《鳳凰周刊》記者訪談了兩位學者。以下是她們的講述，結合了論文內容——
“白領工作”
我們在標注基地見到李燕時，她正坐在一把劣質的人體工學椅上，脖子前傾，眼睛湊在屏幕前飛快地來回瞟動。框架眼鏡擋住了她臉上的表情，只有手不帶停地點拖鼠標。
她的眼前是一組汽車道路行駛圖。但雷達掃描出的3D圖像，是一團看不清輪廓的點狀物。李燕需要對照2D圖片，准確辨識出3D圖片中汽車附近的障礙物，並在面板上一一標注出來。
標注是為了給AI算法提供准確的訓練樣本，俗話叫“給電腦喂數據”。AI通過學習這些數據中的模式和規律，獲得智能視覺和語義理解能力。這是人工智能產業鏈上最基礎、最需密集勞動力的環節。每一個AI的成長，都離不開它。
基地裡，有二十多位像李燕這樣的女工，她們年齡從28至35歲不等，多是低學歷女性、單親媽媽或家庭主婦——這和我們來調研之前的預想是大相徑庭的。
畢竟社會建構出來的一套話術是，男性比女性更適合電腦工作。沒想到，“媽媽工人”是這間基地的勞動主力。
標注基地位於一所扶貧社區內。外牆刷著標語，“出大山、求發展、城鎮安居天地寬”。社區建築和南方的工廠宿舍有點像，統一整齊，間距緊湊。遠看是現代化小洋樓，但走近發現，底部的架空層都沒造好，水管裸露，下雨時糞水到處流。
而基地內部像是另一個世界。
和她們過去在沿海打工時不見天日的流水線工廠不同，這裡有窗，能見陽光，配備了電腦和空調，也沒有大型機器發出的轟鳴噪音。基地甚至聘請了一名園藝師打理綠植，像北上廣的互聯網大廠一樣，一切都是白領辦公室的氛圍。
就連裝修也是按這家基地的源頭企業——C廠的風格打造，桌子被塗成C廠的標志性顏色。
基地運行一段時間後，一批表現優秀的媽媽工人被邀請到C廠總部學習，她們和程序員在一起上班，參觀車輛如何自動駕駛。
媽媽們看完後說，覺得自己的工作突然變得鮮活，有意義了。在和我們訪談時，她們將培訓期間學到的一整套概念不停地重復給我們聽，比如“要做人工智能的老師”，“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她們努力把自己跟大廠連接起來，覺得某種程度上也是大廠的員工，笑稱是“賺著大廠的錢”。
以前，她們並不懂什麼是AI，是被規訓到對此“有感覺的”。她們的家人既不了解什麼是AI，也不知道她們的工作內容，唯一關心的就是——這活兒能拿多少錢。
我們第一次和媽媽工人劉翠敏見面時，她是戴著眼鏡的。說了會兒話後，她把眼鏡拿下來，“因為戴著不好看”。
這份工作的確很費眼睛。李燕有一段時間視力下降得特別快，嚇得趕緊去醫院檢查。做這份工作後，眼睛出現問題的人很多。後來，一些媽媽工人即使沒近視，也都買了防藍光眼鏡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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