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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41岁成为最年轻院士，一生却只招了7个研究生
他41岁成为最年轻院士，一生却只招了7个研究生他41岁成为最年轻院士，一生却只招了7个研究生
读研四年，杨乐共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一篇独立发表在《数学学报》上，另四篇与张广厚合作发表于《中国科学》上。
《中国科学》是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旨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科学成就，因此只有外文版，用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四种语言中的一种发表。当时一般人发文章都发表在中文学术刊物上，但熊庆来觉得用中文发表文章不方便国际交流，坚持要他们用法文写作。
杨乐回忆，他中学学的是英语，但当时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前两年必须学俄语，四年级选了“函数论专门化”方向后才选修了一年法语，只到勉强能读法文数学文献的程度。
用法语写论文时，他几乎每句话要费一番斟酌，用了几个星期才勉强把初稿写成。熊庆来一直热情地鼓励杨乐，他半身不遂，只能用左手写字，但依然一字一句地仔细批改了稿子。
孙女熊有德回忆，熊庆来曾告诉她：“如果杨乐继续努力，他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华罗庚。”当年，正是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发掘出了华罗庚这位数学奇才。
然而，就在杨乐完成研究生教育、进入出成果时期之时，“文革(专题)”开始了。他先后下放农场和工厂等处劳动。
1969年，熊庆来病逝。他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熊有德听参加陪斗的奶奶说，大家都喊“打倒”之时，杨乐躲在后面，一声不吭。
从“傻子”到全民偶像
1971年底，周恩来亲自过问中科院的工作，部分学术研究开始有所松动。但人们心有余悸，大多数人宁可给家里打打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搞业务。
但杨乐和张广厚不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陈省身、杨振宁等美籍华人(专题)科学家回国访问，呼吁加强基础研究的声音开始重新出现。杨乐和张广厚隐隐约约感觉，科学总是要发挥作用的。而且他们受了十年专门教育还没有用武之地，也总有些不甘心。像他们这样的人，当时在大家眼里都属于“傻子”。
他们首先大量恶补阅读国际上的新近论文。张广厚患视网膜炎，不能多看书，就由杨乐仔细阅读，然后报告，听众仅他一人。报告与讨论在两人之间进行得非常充分和透彻。
在一本数学顶刊上，他们看到自己的论文被引用了。这篇论文题为《解析函数族在具有重值时正规定则的研究I：一个新定则与应用》，是他们1965年9月用法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1969年，美国数学家区律欣在北欧《数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指出杨乐和张广厚的研究解决了沃特·海曼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指的是，函数论权威专家海曼1964年在伦敦国际函数论会议上提出的《函数论研究中的若干难题》。杨乐和张广厚尚不知道这些难题都有哪些，他们解决的又是哪一个。
1973年，停刊的《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正式复刊。杨乐和张广厚几乎每年都在《中国科学》上发表文章，有时也发在《数学学报》上。他们不希望锋芒毕露，私下商量，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很不错了。
1974年10月，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奥福特应中国对外友协之邀访华。奥福特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研究函数论，他看到了杨乐和张广厚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特别提出希望会见他俩。在中科院数学所，他听了杨乐的演讲，评论说这是“惊人的”成果。
奥福特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该校正是海曼所主持的复变函数讨论班的主场。奥福特回国后，在讨论班上介绍了杨乐等人的工作，海曼从此开始跟杨乐通信往来，两次邀请他们访问帝国理工学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成行。
那一时期，杨乐和张广厚成果斐然。1975年1月，他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证明了亏值的数目不能超过波莱尔方向（即函数值分布的奇异方向）数目。1976年再次发表论文，更进一步给出了亚纯函数波莱尔方向分布的完整刻画，建设性地证明了这个分布的充分必要条件。
“亏值”和“奇异方向”问题困扰了国际数学界半个多世纪，以往数学界只把它们作为两个互不相连的难题进行探索，杨乐和张广厚一反常态，认识到它们是互为基础、有机联系的统一概念。杨乐说，他们取得的这两项成果可以名列亚纯函数值分布论史上最好的成果之二。
1976年5月，美国纯粹和应用数学代表团应邀来访，代表团中的九位数学家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中方认为这个代表团是来中国“摸底”的，高度重视，在中科院、北大、复旦等重点机构精心组织了60多个报告，杨乐所作的报告是其中之一。
回国后，美国代表团写了115页考察报告，最主要几页在美国数学会的期刊上发表。考察报告也寄给了中方。报告对当时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中有些领域的研究是第一流的，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的“函数值分布理论”列为其中最突出的两项。中科院根据这个报告出了一份内部简报，但多事之秋接踵而来，这个简报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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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中国科学》是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旨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科学成就，因此只有外文版，用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四种语言中的一种发表。当时一般人发文章都发表在中文学术刊物上，但熊庆来觉得用中文发表文章不方便国际交流，坚持要他们用法文写作。
杨乐回忆，他中学学的是英语，但当时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前两年必须学俄语，四年级选了“函数论专门化”方向后才选修了一年法语，只到勉强能读法文数学文献的程度。
用法语写论文时，他几乎每句话要费一番斟酌，用了几个星期才勉强把初稿写成。熊庆来一直热情地鼓励杨乐，他半身不遂，只能用左手写字，但依然一字一句地仔细批改了稿子。
孙女熊有德回忆，熊庆来曾告诉她：“如果杨乐继续努力，他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华罗庚。”当年，正是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发掘出了华罗庚这位数学奇才。
然而，就在杨乐完成研究生教育、进入出成果时期之时，“文革(专题)”开始了。他先后下放农场和工厂等处劳动。
1969年，熊庆来病逝。他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熊有德听参加陪斗的奶奶说，大家都喊“打倒”之时，杨乐躲在后面，一声不吭。
从“傻子”到全民偶像
1971年底，周恩来亲自过问中科院的工作，部分学术研究开始有所松动。但人们心有余悸，大多数人宁可给家里打打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搞业务。
但杨乐和张广厚不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陈省身、杨振宁等美籍华人(专题)科学家回国访问，呼吁加强基础研究的声音开始重新出现。杨乐和张广厚隐隐约约感觉，科学总是要发挥作用的。而且他们受了十年专门教育还没有用武之地，也总有些不甘心。像他们这样的人，当时在大家眼里都属于“傻子”。
他们首先大量恶补阅读国际上的新近论文。张广厚患视网膜炎，不能多看书，就由杨乐仔细阅读，然后报告，听众仅他一人。报告与讨论在两人之间进行得非常充分和透彻。
在一本数学顶刊上，他们看到自己的论文被引用了。这篇论文题为《解析函数族在具有重值时正规定则的研究I：一个新定则与应用》，是他们1965年9月用法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1969年，美国数学家区律欣在北欧《数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指出杨乐和张广厚的研究解决了沃特·海曼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指的是，函数论权威专家海曼1964年在伦敦国际函数论会议上提出的《函数论研究中的若干难题》。杨乐和张广厚尚不知道这些难题都有哪些，他们解决的又是哪一个。
1973年，停刊的《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正式复刊。杨乐和张广厚几乎每年都在《中国科学》上发表文章，有时也发在《数学学报》上。他们不希望锋芒毕露，私下商量，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很不错了。
1974年10月，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奥福特应中国对外友协之邀访华。奥福特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研究函数论，他看到了杨乐和张广厚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特别提出希望会见他俩。在中科院数学所，他听了杨乐的演讲，评论说这是“惊人的”成果。
奥福特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该校正是海曼所主持的复变函数讨论班的主场。奥福特回国后，在讨论班上介绍了杨乐等人的工作，海曼从此开始跟杨乐通信往来，两次邀请他们访问帝国理工学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成行。
那一时期，杨乐和张广厚成果斐然。1975年1月，他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证明了亏值的数目不能超过波莱尔方向（即函数值分布的奇异方向）数目。1976年再次发表论文，更进一步给出了亚纯函数波莱尔方向分布的完整刻画，建设性地证明了这个分布的充分必要条件。
“亏值”和“奇异方向”问题困扰了国际数学界半个多世纪，以往数学界只把它们作为两个互不相连的难题进行探索，杨乐和张广厚一反常态，认识到它们是互为基础、有机联系的统一概念。杨乐说，他们取得的这两项成果可以名列亚纯函数值分布论史上最好的成果之二。
1976年5月，美国纯粹和应用数学代表团应邀来访，代表团中的九位数学家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中方认为这个代表团是来中国“摸底”的，高度重视，在中科院、北大、复旦等重点机构精心组织了60多个报告，杨乐所作的报告是其中之一。
回国后，美国代表团写了115页考察报告，最主要几页在美国数学会的期刊上发表。考察报告也寄给了中方。报告对当时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中有些领域的研究是第一流的，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的“函数值分布理论”列为其中最突出的两项。中科院根据这个报告出了一份内部简报，但多事之秋接踵而来，这个简报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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