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1岁成为最年轻院士,一生却只招了7个研究生
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和计算数学所合并,成立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单位。四个所原来经费合计1000万元左右,合并后再追加2500万元的创新经费。
中科院希望杨乐出任院长,主持整合工作。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因为原来四个所科研人员共400名,创新基地名额只有200个,且要求平均年龄不超40岁。但杨乐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方面的确没有更合适人选了,另一方面,他担任了两任所长,受困于经费没能真正实践自己的想法,多少有些壮志未酬。
在杨乐的带领下,四个研究所共同组成15人的筹备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第一批进入基地的研究员名单。基地的青年学术带头人月薪达到近万元,王元、杨乐等人6000元,其他正研究员5000元。没有进入基地的研究员,月薪也从1000元提高到3000元。
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下了岗的又上岗(指杨乐卸任后重新上任),在岗的要下岗。”但杨乐不为所动。他相信,改革会令大家都受益,只是有先有后。

1978年杨乐(右二)、张广厚(右一)在洛桑与瑞士学者交流。图/中国科学院网站
最后一页
1995年,时任中科院常务副院长路甬祥约见丘成桐,希望他帮助中科院筹办一个类似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的数学研究中心。第二年,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成立,选址在数学所院内,由丘成桐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杨乐担任副主任。晨兴中心每年选取六至九个重要研究专题,邀请国内外顶尖青年学者从事研究。
丘成桐说,自己有很多想法,但长期不在国内,很多事情都是杨乐做的,这中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杨乐都挺住了。经过多年的积淀,如今晨兴中心已形成了一个顶尖的代数算术几何研究团队。
有一段时间,丘成桐几次给杨乐打电话,说自己明确告诉中心一些青年学者要钻研汉密尔顿的“里奇流”学说,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做,还在做调和映射。经杨乐了解,原来一位几何分析学术带头人告诉这些年轻人,汉密尔顿的文章很难懂,而且就算读懂了也做不了什么,调和映射倒还可以做点东西。
杨乐感慨,国内专家只看到调和映射可以发几篇论文,而丘成桐着眼的是解决重大问题,认为里奇流这个方向可以证明庞加莱猜想,“气势与豪情完全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杨乐不完全同意王元关于国际学术交流的观点。王元以陈景润和他自己搞的解析数论为例,认为国际交流并非不可或缺。杨乐则认为,王元和陈景润搞的解析数论,也包括他和张广厚搞的函数值分布理论,的确可以主要靠自己刻苦攻关,靠证明和运算技巧,但如果是需要运用到多方面知识和新的理论、概念的领域,那就需要学术交流,而且最好是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好平台就是活跃的国际研究基地。
杨乐的导师生涯有近40年,但正式招收的研究生只有7名,加上博士后也才10名左右。他认为,函数值分布论曾统治数学界多年,但经过一个世纪已至强弩之末,不宜再引导青年学子投身其中了。
80年代,复动力系统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蓬勃发展,杨乐敏锐地意识到,复动力系统很重要。果然,该领域后来出了几个菲尔兹奖。
后来成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的乔建永1994年春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在杨乐指导下做博士后。杨乐告诉他,不要按那张“行政化的表格”,奢望两年里做出一堆小结果,要做长期计划,聚焦于复动力系统和统计力学的交叉领域,以及复分析核心问题。这次交谈令他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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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科院决定将中科院希望杨乐出任院长,主持整合工作。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因为原来四个所科研人员共400名,创新基地名额只有200个,且要求平均年龄不超40岁。但杨乐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方面的确没有更合适人选了,另一方面,他担任了两任所长,受困于经费没能真正实践自己的想法,多少有些壮志未酬。
在杨乐的带领下,四个研究所共同组成15人的筹备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第一批进入基地的研究员名单。基地的青年学术带头人月薪达到近万元,王元、杨乐等人6000元,其他正研究员5000元。没有进入基地的研究员,月薪也从1000元提高到3000元。
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下了岗的又上岗(指杨乐卸任后重新上任),在岗的要下岗。”但杨乐不为所动。他相信,改革会令大家都受益,只是有先有后。

1978年杨乐(右二)、张广厚(右一)在洛桑与瑞士学者交流。图/中国科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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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时任中科院常务副院长路甬祥约见丘成桐,希望他帮助中科院筹办一个类似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的数学研究中心。第二年,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成立,选址在数学所院内,由丘成桐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杨乐担任副主任。晨兴中心每年选取六至九个重要研究专题,邀请国内外顶尖青年学者从事研究。
丘成桐说,自己有很多想法,但长期不在国内,很多事情都是杨乐做的,这中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杨乐都挺住了。经过多年的积淀,如今晨兴中心已形成了一个顶尖的代数算术几何研究团队。
有一段时间,丘成桐几次给杨乐打电话,说自己明确告诉中心一些青年学者要钻研汉密尔顿的“里奇流”学说,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做,还在做调和映射。经杨乐了解,原来一位几何分析学术带头人告诉这些年轻人,汉密尔顿的文章很难懂,而且就算读懂了也做不了什么,调和映射倒还可以做点东西。
杨乐感慨,国内专家只看到调和映射可以发几篇论文,而丘成桐着眼的是解决重大问题,认为里奇流这个方向可以证明庞加莱猜想,“气势与豪情完全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杨乐不完全同意王元关于国际学术交流的观点。王元以陈景润和他自己搞的解析数论为例,认为国际交流并非不可或缺。杨乐则认为,王元和陈景润搞的解析数论,也包括他和张广厚搞的函数值分布理论,的确可以主要靠自己刻苦攻关,靠证明和运算技巧,但如果是需要运用到多方面知识和新的理论、概念的领域,那就需要学术交流,而且最好是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好平台就是活跃的国际研究基地。
杨乐的导师生涯有近40年,但正式招收的研究生只有7名,加上博士后也才10名左右。他认为,函数值分布论曾统治数学界多年,但经过一个世纪已至强弩之末,不宜再引导青年学子投身其中了。
80年代,复动力系统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蓬勃发展,杨乐敏锐地意识到,复动力系统很重要。果然,该领域后来出了几个菲尔兹奖。
后来成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的乔建永1994年春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在杨乐指导下做博士后。杨乐告诉他,不要按那张“行政化的表格”,奢望两年里做出一堆小结果,要做长期计划,聚焦于复动力系统和统计力学的交叉领域,以及复分析核心问题。这次交谈令他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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