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教授調研: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態
在土地市場持續遇冷的情況下，縣政府對金融信用的透支，導致銀行不良貸款顯著攀升。銀行資產收益大幅下降，資產質量變差，最終將波及銀行體系的穩定。已有不少中小銀行資金不足，需要依靠發行次級債來維持資本的充足水平。
縣政府與鄉鎮政府之間的信用透支
由於縣域房地產市場大幅度下滑，縣級土地出讓收入銳減，為縣級財政收入造成較大缺口，使縣政府面臨較大債務壓力。為了緩解壓力，縣政府不惜違背承諾，截留本應成為鄉鎮財政收入的資金流。
在河南省Q縣調研得知，原本縣財政局和自然資源局曾向各鄉鎮承諾，每驗收一畝復墾宅基地，可以補償鄉鎮10萬元。在這樣的政策激勵下，各鎮大力開展農民退出宅基地工作。以S鎮為例，每退出一畝宅基地，鎮政府給村集體和農戶8000元。按照S鎮的計算，一畝騰地指標可以從縣財政局和自然資源局獲得9.2萬元補償收入。如果S鎮用幾年時間退出千余畝宅基地，就可以從縣級獲得近1億元土地補償收入。然而，當縣級財政吃緊之後，縣政府本身為了保運轉都需要拆東牆補西牆，以整合資金的名義挪用高標農田建設經費等從中央財政下達的專項資金。到2023年底，縣財政還欠S鎮2000萬元補償款。
Q縣還曾在全縣開展人居環境整治觀摩時承諾，在每月觀摩後的打分排名中，排名靠前的鄉鎮政府可以獲得現金獎勵5萬元。隨著縣級財政的吃緊，2023年底調查時得知，這5萬元獎勵也已經一年多時間沒有兌現。
在山東省C縣一個擁有70萬人口的農業縣調查發現，縣政府為開發北部新城，已經負債230多億。按照10%的利息計算，負債利息已經大幅超過當地財政收入。C縣以工業發展為中心工作，鼓勵鄉鎮招商引資，曾承諾會返還鎮一定比例的稅收。但C縣為了盡量減少本級負債規模，截留和拖欠了按約定本應返還鄉鎮的資金，以至於欠W鎮6000萬、欠X鎮1.1億。
鄉鎮政府與鄉鎮幹部之間的信用透支
在縣政府對鄉鎮財政收入的家長式支配下，鄉鎮的預算約束被“硬化”，大量用於公共服務的轉移支付資金被縣一級安排，鄉鎮政府基本失去安排預算支出的權力。縣政府的財政缺口向下轉移成為鄉鎮財政的缺口，鄉鎮政府不僅無力進行各項公共公益事業建設，更因缺乏靈活財力維持運轉和應付意外事件而幾乎成了一個為了自己生存而運作的組織。
然而，一些中西部地區資源雖然匱乏，主要依靠中央和省、市資金和項目完成發展任務，縣級和鄉鎮領導卻又有著強烈的發展沖動和政績追求沖動。比如在陝西省H縣J鎮調研，副鎮長說：“縣裡下任務，定指標，鄉鎮不能說沒有能力完成任務、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其他鄉鎮都有亮點，我們鎮沒有怎麼行呢？”
面對財政缺口，鎮政府不得不透支與鄉鎮幹部之間的信用，拖欠鄉鎮工作人員的工資。拖欠工資，就是將科層組織的工資轉化為一項用來填補財政缺口的資源，將工資從被拖欠的工作人員手裡轉移為政府財力的一部分，將財政缺口轉移到政府工作人員身上。晚發一個月的工資，就能大幅增加相應層級的政府靈活運用資金的余地。在一些中西部鄉鎮，政府工作人員普遍反映工資待遇不僅較低，而且沒有保障，工資滯發、獎金被扣的現象經常發生。一位鄉鎮公務員抱怨，自己剛上班不久，全縣各鄉鎮就都停發了鄉鎮補貼、下鄉補貼等績效工資。績效工資停發後，鄉鎮幹部每月到手工資只有不到3000元。
鎮政府對鄉鎮幹部的信用透支，讓年輕幹部基本都選擇“逃離鄉鎮”，讓接近或超過35歲的幹部提前進入“躺平”的退休狀態。
縣鄉政府、基層幹部與工程隊或企業之間的信用透支
項目式供給是縣域發展的普遍模式。項目競爭一方面需要地方治理主體進行資金配套，另一方面，許多項目的申請都要求手續“先建後補”、資金“以獎代補”，即先開工建設，再補辦手續，建成驗收合格後獲得項目資金撥付。這種模式，使地方治理主體能夠將一個大的項目拆分成很多小包，地方治理主體不僅有了選擇由誰來承包工程的空間，還能賺得上級項目經費和實際建設經費的差價，這個差價也成為了地方治理主體自主配置的資源，為地方治理主體與工程隊、企業之間的合謀提供了較大空間。為了推進項目的落地，地方治理主體有必要與包工頭和企業家搞好關系，以個人名義擔保包工頭和企業家：先開工建設，等項目資金下來之後，將不光能收到工程款，還能從中獲利，或者獲得更多參與其他項目的機會。
比如在陝西調研了解到，村裡的項目通過財務運作，不同項目之間經費可以挪用，其實裡面空間很大。尤其是基礎設施類項目，區裡幹部說，利潤空間有時可達50%。那裡的村幹部用私人的名義與包工頭簽合同，因為包工頭不願意跟村裡簽。包工頭知道給村裡或者政府做工程，工程款要拖很久，最後找不到人。但是跟村幹部簽，就有具體的債權人。參與項目的包工頭其實大多是與村幹部交好的工程老板，村幹部跟他們軟磨硬泡，做工作，他們才同意接項目。所以這類村級債務實際是私人債務，但做的又都是村集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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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縣政府與鄉鎮政府之間的信用透支
由於縣域房地產市場大幅度下滑，縣級土地出讓收入銳減，為縣級財政收入造成較大缺口，使縣政府面臨較大債務壓力。為了緩解壓力，縣政府不惜違背承諾，截留本應成為鄉鎮財政收入的資金流。
在河南省Q縣調研得知，原本縣財政局和自然資源局曾向各鄉鎮承諾，每驗收一畝復墾宅基地，可以補償鄉鎮10萬元。在這樣的政策激勵下，各鎮大力開展農民退出宅基地工作。以S鎮為例，每退出一畝宅基地，鎮政府給村集體和農戶8000元。按照S鎮的計算，一畝騰地指標可以從縣財政局和自然資源局獲得9.2萬元補償收入。如果S鎮用幾年時間退出千余畝宅基地，就可以從縣級獲得近1億元土地補償收入。然而，當縣級財政吃緊之後，縣政府本身為了保運轉都需要拆東牆補西牆，以整合資金的名義挪用高標農田建設經費等從中央財政下達的專項資金。到2023年底，縣財政還欠S鎮2000萬元補償款。
Q縣還曾在全縣開展人居環境整治觀摩時承諾，在每月觀摩後的打分排名中，排名靠前的鄉鎮政府可以獲得現金獎勵5萬元。隨著縣級財政的吃緊，2023年底調查時得知，這5萬元獎勵也已經一年多時間沒有兌現。
在山東省C縣一個擁有70萬人口的農業縣調查發現，縣政府為開發北部新城，已經負債230多億。按照10%的利息計算，負債利息已經大幅超過當地財政收入。C縣以工業發展為中心工作，鼓勵鄉鎮招商引資，曾承諾會返還鎮一定比例的稅收。但C縣為了盡量減少本級負債規模，截留和拖欠了按約定本應返還鄉鎮的資金，以至於欠W鎮6000萬、欠X鎮1.1億。
鄉鎮政府與鄉鎮幹部之間的信用透支
在縣政府對鄉鎮財政收入的家長式支配下，鄉鎮的預算約束被“硬化”，大量用於公共服務的轉移支付資金被縣一級安排，鄉鎮政府基本失去安排預算支出的權力。縣政府的財政缺口向下轉移成為鄉鎮財政的缺口，鄉鎮政府不僅無力進行各項公共公益事業建設，更因缺乏靈活財力維持運轉和應付意外事件而幾乎成了一個為了自己生存而運作的組織。
然而，一些中西部地區資源雖然匱乏，主要依靠中央和省、市資金和項目完成發展任務，縣級和鄉鎮領導卻又有著強烈的發展沖動和政績追求沖動。比如在陝西省H縣J鎮調研，副鎮長說：“縣裡下任務，定指標，鄉鎮不能說沒有能力完成任務、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其他鄉鎮都有亮點，我們鎮沒有怎麼行呢？”
面對財政缺口，鎮政府不得不透支與鄉鎮幹部之間的信用，拖欠鄉鎮工作人員的工資。拖欠工資，就是將科層組織的工資轉化為一項用來填補財政缺口的資源，將工資從被拖欠的工作人員手裡轉移為政府財力的一部分，將財政缺口轉移到政府工作人員身上。晚發一個月的工資，就能大幅增加相應層級的政府靈活運用資金的余地。在一些中西部鄉鎮，政府工作人員普遍反映工資待遇不僅較低，而且沒有保障，工資滯發、獎金被扣的現象經常發生。一位鄉鎮公務員抱怨，自己剛上班不久，全縣各鄉鎮就都停發了鄉鎮補貼、下鄉補貼等績效工資。績效工資停發後，鄉鎮幹部每月到手工資只有不到3000元。
鎮政府對鄉鎮幹部的信用透支，讓年輕幹部基本都選擇“逃離鄉鎮”，讓接近或超過35歲的幹部提前進入“躺平”的退休狀態。
縣鄉政府、基層幹部與工程隊或企業之間的信用透支
項目式供給是縣域發展的普遍模式。項目競爭一方面需要地方治理主體進行資金配套，另一方面，許多項目的申請都要求手續“先建後補”、資金“以獎代補”，即先開工建設，再補辦手續，建成驗收合格後獲得項目資金撥付。這種模式，使地方治理主體能夠將一個大的項目拆分成很多小包，地方治理主體不僅有了選擇由誰來承包工程的空間，還能賺得上級項目經費和實際建設經費的差價，這個差價也成為了地方治理主體自主配置的資源，為地方治理主體與工程隊、企業之間的合謀提供了較大空間。為了推進項目的落地，地方治理主體有必要與包工頭和企業家搞好關系，以個人名義擔保包工頭和企業家：先開工建設，等項目資金下來之後，將不光能收到工程款，還能從中獲利，或者獲得更多參與其他項目的機會。
比如在陝西調研了解到，村裡的項目通過財務運作，不同項目之間經費可以挪用，其實裡面空間很大。尤其是基礎設施類項目，區裡幹部說，利潤空間有時可達50%。那裡的村幹部用私人的名義與包工頭簽合同，因為包工頭不願意跟村裡簽。包工頭知道給村裡或者政府做工程，工程款要拖很久，最後找不到人。但是跟村幹部簽，就有具體的債權人。參與項目的包工頭其實大多是與村幹部交好的工程老板，村幹部跟他們軟磨硬泡，做工作，他們才同意接項目。所以這類村級債務實際是私人債務，但做的又都是村集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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