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调研: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态
然而，一旦本应按时下拨的项目经费迟迟难以兑现，或者项目经费难以覆盖工程款，地方治理主体就不得不再通过跟进项目来弥补前面的窟窿，逼得地方治理主体不断申请新的项目奖补。这种私人借债最终可能演化为新的县级债务或村级债务，不断透支着基层干部与工程队、企业之间的信用。
在基层调研，可以发现大量类似案例。
比如在贵州调研了解到，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空间，基层干部会尽量想办法控制成本，以至于项目经费一般都会多过实际开支。但是由于项目资金的拨付周期太长，而银行利息又要按时偿还，最终导致利润空间被时间挤压。工程队的包工头和企业老板只有等项目经费慢慢拨付下来，再从中谋利。有些工程队老板最后也学聪明了，他们知道项目资金拨钱慢，就在开始与县乡村打交道时提高报价，以此来对冲时间对利润空间的挤压。大部分包工头或企业老板都没有选择上访，或像六盘水的女企业家那样选择自媒体爆料，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这样的村级负债只是暂时的，相信政府的项目经费总是会给他们的，而他们还是可以从中赚钱的。
但他们与基层干部的信用，会在等待中不断被透支。六盘水女企业家的选择，是这种信用彻底崩盘后的必然结果。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终于意识到：政府的项目经费根本不可能兑现了，地方政府成了当地最大的“老赖”；或者项目经费少于实际建设资金，经费数额根本不够抵债，因而这种债务无法化解了。
在中西部地区，很多项目配套资金到不了位，都是村里负债。基础设施类，村里大概要承担30%，产业类，村里要承担60%。政府项目经费兑现不了，也很普遍。有时候领导夸下海口，最后调走了，或者他没协调下来，最后工程款的兑现承诺都变成了空头支票，村里又做了事，最后只能村里承担。
比如，陕西省H县J镇，2017年申请成立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F村为产业园的核心区，产业服务中心建设属于产业园的配套设施，包括产业服务大楼和农贸市场。实际建设支出为1800万，但后来下拨的项目资金额为500万，不足部分由村干部和施工方向上跑新的项目来补足。施工方是H县本地的工程队，目前村集体还欠施工方300多万元。
J镇Z村，2017年修建了1个广场和4条排水管道，总共花费200多万，但项目资金只下拨了40万。当时Z村村支书自己垫资20多万，向县级部门申请到20多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奖补资金，其余部分由施工方垫付，目前还欠施工方27万。
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工程队老板就没办法分利了，回本都不错了。甚至于，一些以私人名义帮乡镇请工程队的村干部，因政府项目经费不能兑现，而迟迟无法清偿工程款，被工程队老板告上法庭，成为法院认定的“老赖”，不光有限的存款被划走，连乘坐高铁的资格也被限制。
现在的大背景就是，国家项目管理越来越严格的，项目的考核要求很高。对于基层政府来说，项目安全落地成为他们首要考量的问题。过去乡镇、村级组织、工程队老板、钉子户、黑灰势力分利的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的信用透支
基层调研发现，农民在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与其后续的实际行动不一致的“反悔”现象越来越多。
在鄂中C村，村书记召集村民开会，征求村民对于修路的意见。在会上，几乎所有村民都对修路表示口头上的话语同意，愿意为公共利益的达成而让渡自己的私人利益，比如自家承包地被占且不获得任何赔偿，因为村书记一再强调“修路是大家自己的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最终是相统一的。但是，到后来开始占地修路的时候，原先在大会上形成的话语合意又变得千疮百孔，一些曾经表态“同意”的村民守着自己的承包地不让工程队入场，表现出实际行动上的不合作。为了解决移居集中规划的“新农村”联排别墅区的村民在家中放置农具和小型农用机械的问题，村书记召集村民开会商议在每户别墅背后统规自建“附属杂物房”的问题，重点是商量出杂物房的面积、高度、瓦片颜色的统一规划方案。经过村民的集体讨论，最后确定了瓦片的颜色，规定杂物房统一按照长10米、宽3.5米、高4米的建筑规格自建。然而有村民反映，“一些人在会上明明商量好的，后来实际做的又不一样”，“有些人做小动作，想方设法扩大杂物房的面积”。
村民解释这种“反悔”现象增多的原因，都提到基层干部和地方政府现在就缺乏公信力。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曾有480多个人民政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包括村一级村民委员会），其中是地方政府的为100多个，不乏包括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核心区等。有的地方政府上榜不止一次，郸城县宁平镇人民政府、郸城县李楼乡人民政府分别“上榜”3次。而信任是相互的。村民说：“政府许诺过的，答应好好的，后来突然反悔呢？”“自从我家经历过拆迁以后，乡镇干部、村干部的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是谁先诚信缺失、朝令夕改的？”“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子女。”
觉得新闻不错，请点个赞吧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在基层调研，可以发现大量类似案例。
比如在贵州调研了解到，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空间，基层干部会尽量想办法控制成本，以至于项目经费一般都会多过实际开支。但是由于项目资金的拨付周期太长，而银行利息又要按时偿还，最终导致利润空间被时间挤压。工程队的包工头和企业老板只有等项目经费慢慢拨付下来，再从中谋利。有些工程队老板最后也学聪明了，他们知道项目资金拨钱慢，就在开始与县乡村打交道时提高报价，以此来对冲时间对利润空间的挤压。大部分包工头或企业老板都没有选择上访，或像六盘水的女企业家那样选择自媒体爆料，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这样的村级负债只是暂时的，相信政府的项目经费总是会给他们的，而他们还是可以从中赚钱的。
但他们与基层干部的信用，会在等待中不断被透支。六盘水女企业家的选择，是这种信用彻底崩盘后的必然结果。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终于意识到：政府的项目经费根本不可能兑现了，地方政府成了当地最大的“老赖”；或者项目经费少于实际建设资金，经费数额根本不够抵债，因而这种债务无法化解了。
在中西部地区，很多项目配套资金到不了位，都是村里负债。基础设施类，村里大概要承担30%，产业类，村里要承担60%。政府项目经费兑现不了，也很普遍。有时候领导夸下海口，最后调走了，或者他没协调下来，最后工程款的兑现承诺都变成了空头支票，村里又做了事，最后只能村里承担。
比如，陕西省H县J镇，2017年申请成立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F村为产业园的核心区，产业服务中心建设属于产业园的配套设施，包括产业服务大楼和农贸市场。实际建设支出为1800万，但后来下拨的项目资金额为500万，不足部分由村干部和施工方向上跑新的项目来补足。施工方是H县本地的工程队，目前村集体还欠施工方300多万元。
J镇Z村，2017年修建了1个广场和4条排水管道，总共花费200多万，但项目资金只下拨了40万。当时Z村村支书自己垫资20多万，向县级部门申请到20多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奖补资金，其余部分由施工方垫付，目前还欠施工方27万。
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工程队老板就没办法分利了，回本都不错了。甚至于，一些以私人名义帮乡镇请工程队的村干部，因政府项目经费不能兑现，而迟迟无法清偿工程款，被工程队老板告上法庭，成为法院认定的“老赖”，不光有限的存款被划走，连乘坐高铁的资格也被限制。
现在的大背景就是，国家项目管理越来越严格的，项目的考核要求很高。对于基层政府来说，项目安全落地成为他们首要考量的问题。过去乡镇、村级组织、工程队老板、钉子户、黑灰势力分利的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的信用透支
基层调研发现，农民在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与其后续的实际行动不一致的“反悔”现象越来越多。
在鄂中C村，村书记召集村民开会，征求村民对于修路的意见。在会上，几乎所有村民都对修路表示口头上的话语同意，愿意为公共利益的达成而让渡自己的私人利益，比如自家承包地被占且不获得任何赔偿，因为村书记一再强调“修路是大家自己的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最终是相统一的。但是，到后来开始占地修路的时候，原先在大会上形成的话语合意又变得千疮百孔，一些曾经表态“同意”的村民守着自己的承包地不让工程队入场，表现出实际行动上的不合作。为了解决移居集中规划的“新农村”联排别墅区的村民在家中放置农具和小型农用机械的问题，村书记召集村民开会商议在每户别墅背后统规自建“附属杂物房”的问题，重点是商量出杂物房的面积、高度、瓦片颜色的统一规划方案。经过村民的集体讨论，最后确定了瓦片的颜色，规定杂物房统一按照长10米、宽3.5米、高4米的建筑规格自建。然而有村民反映，“一些人在会上明明商量好的，后来实际做的又不一样”，“有些人做小动作，想方设法扩大杂物房的面积”。
村民解释这种“反悔”现象增多的原因，都提到基层干部和地方政府现在就缺乏公信力。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曾有480多个人民政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包括村一级村民委员会），其中是地方政府的为100多个，不乏包括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核心区等。有的地方政府上榜不止一次，郸城县宁平镇人民政府、郸城县李楼乡人民政府分别“上榜”3次。而信任是相互的。村民说：“政府许诺过的，答应好好的，后来突然反悔呢？”“自从我家经历过拆迁以后，乡镇干部、村干部的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是谁先诚信缺失、朝令夕改的？”“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子女。”
觉得新闻不错，请点个赞吧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分享: |
| 注： | 在此页中阅读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