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教授調研: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態
然而，一旦本應按時下撥的項目經費遲遲難以兌現，或者項目經費難以覆蓋工程款，地方治理主體就不得不再通過跟進項目來彌補前面的窟窿，逼得地方治理主體不斷申請新的項目獎補。這種私人借債最終可能演化為新的縣級債務或村級債務，不斷透支著基層幹部與工程隊、企業之間的信用。
在基層調研，可以發現大量類似案例。
比如在貴州調研了解到，為了增加自己的利潤空間，基層幹部會盡量想辦法控制成本，以至於項目經費一般都會多過實際開支。但是由於項目資金的撥付周期太長，而銀行利息又要按時償還，最終導致利潤空間被時間擠壓。工程隊的包工頭和企業老板只有等項目經費慢慢撥付下來，再從中謀利。有些工程隊老板最後也學聰明了，他們知道項目資金撥錢慢，就在開始與縣鄉村打交道時提高報價，以此來對沖時間對利潤空間的擠壓。大部分包工頭或企業老板都沒有選擇上訪，或像六盤水的女企業家那樣選擇自媒體爆料，是因為他們仍然相信這樣的村級負債只是暫時的，相信政府的項目經費總是會給他們的，而他們還是可以從中賺錢的。
但他們與基層幹部的信用，會在等待中不斷被透支。六盤水女企業家的選擇，是這種信用徹底崩盤後的必然結果。導致這種結果的直接原因是，他們終於意識到：政府的項目經費根本不可能兌現了，地方政府成了當地最大的“老賴”；或者項目經費少於實際建設資金，經費數額根本不夠抵債，因而這種債務無法化解了。
在中西部地區，很多項目配套資金到不了位，都是村裡負債。基礎設施類，村裡大概要承擔30%，產業類，村裡要承擔60%。政府項目經費兌現不了，也很普遍。有時候領導誇下海口，最後調走了，或者他沒協調下來，最後工程款的兌現承諾都變成了空頭支票，村裡又做了事，最後只能村裡承擔。
比如，陝西省H縣J鎮，2017年申請成立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F村為產業園的核心區，產業服務中心建設屬於產業園的配套設施，包括產業服務大樓和農貿市場。實際建設支出為1800萬，但後來下撥的項目資金額為500萬，不足部分由村幹部和施工方向上跑新的項目來補足。施工方是H縣本地的工程隊，目前村集體還欠施工方300多萬元。
J鎮Z村，2017年修建了1個廣場和4條排水管道，總共花費200多萬，但項目資金只下撥了40萬。當時Z村村支書自己墊資20多萬，向縣級部門申請到20多萬美麗鄉村建設項目獎補資金，其余部分由施工方墊付，目前還欠施工方27萬。
在這種情況下，村幹部、工程隊老板就沒辦法分利了，回本都不錯了。甚至於，一些以私人名義幫鄉鎮請工程隊的村幹部，因政府項目經費不能兌現，而遲遲無法清償工程款，被工程隊老板告上法庭，成為法院認定的“老賴”，不光有限的存款被劃走，連乘坐高鐵的資格也被限制。
現在的大背景就是，國家項目管理越來越嚴格的，項目的考核要求很高。對於基層政府來說，項目安全落地成為他們首要考量的問題。過去鄉鎮、村級組織、工程隊老板、釘子戶、黑灰勢力分利的情況，現在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基層幹部與民眾之間的信用透支
基層調研發現，農民在公共空間的話語表達與其後續的實際行動不一致的“反悔”現象越來越多。
在鄂中C村，村書記召集村民開會，征求村民對於修路的意見。在會上，幾乎所有村民都對修路表示口頭上的話語同意，願意為公共利益的達成而讓渡自己的私人利益，比如自家承包地被占且不獲得任何賠償，因為村書記一再強調“修路是大家自己的事”，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最終是相統一的。但是，到後來開始占地修路的時候，原先在大會上形成的話語合意又變得千瘡百孔，一些曾經表態“同意”的村民守著自己的承包地不讓工程隊入場，表現出實際行動上的不合作。為了解決移居集中規劃的“新農村”聯排別墅區的村民在家中放置農具和小型農用機械的問題，村書記召集村民開會商議在每戶別墅背後統規自建“附屬雜物房”的問題，重點是商量出雜物房的面積、高度、瓦片顏色的統一規劃方案。經過村民的集體討論，最後確定了瓦片的顏色，規定雜物房統一按照長10米、寬3.5米、高4米的建築規格自建。然而有村民反映，“一些人在會上明明商量好的，後來實際做的又不一樣”，“有些人做小動作，想方設法擴大雜物房的面積”。
村民解釋這種“反悔”現象增多的原因，都提到基層幹部和地方政府現在就缺乏公信力。據觀察者網此前報道，曾有480多個人民政府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包括村一級村民委員會），其中是地方政府的為100多個，不乏包括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核心區等。有的地方政府上榜不止一次，鄲城縣寧平鎮人民政府、鄲城縣李樓鄉人民政府分別“上榜”3次。而信任是相互的。村民說：“政府許諾過的，答應好好的，後來突然反悔呢？”“自從我家經歷過拆遷以後，鄉鎮幹部、村幹部的說的話我一個字都不會再信！”“是誰先誠信缺失、朝令夕改的？”“有什麼樣的家長，就有什麼樣的子女。”
您的點贊是對我們的鼓勵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在基層調研，可以發現大量類似案例。
比如在貴州調研了解到，為了增加自己的利潤空間，基層幹部會盡量想辦法控制成本，以至於項目經費一般都會多過實際開支。但是由於項目資金的撥付周期太長，而銀行利息又要按時償還，最終導致利潤空間被時間擠壓。工程隊的包工頭和企業老板只有等項目經費慢慢撥付下來，再從中謀利。有些工程隊老板最後也學聰明了，他們知道項目資金撥錢慢，就在開始與縣鄉村打交道時提高報價，以此來對沖時間對利潤空間的擠壓。大部分包工頭或企業老板都沒有選擇上訪，或像六盤水的女企業家那樣選擇自媒體爆料，是因為他們仍然相信這樣的村級負債只是暫時的，相信政府的項目經費總是會給他們的，而他們還是可以從中賺錢的。
但他們與基層幹部的信用，會在等待中不斷被透支。六盤水女企業家的選擇，是這種信用徹底崩盤後的必然結果。導致這種結果的直接原因是，他們終於意識到：政府的項目經費根本不可能兌現了，地方政府成了當地最大的“老賴”；或者項目經費少於實際建設資金，經費數額根本不夠抵債，因而這種債務無法化解了。
在中西部地區，很多項目配套資金到不了位，都是村裡負債。基礎設施類，村裡大概要承擔30%，產業類，村裡要承擔60%。政府項目經費兌現不了，也很普遍。有時候領導誇下海口，最後調走了，或者他沒協調下來，最後工程款的兌現承諾都變成了空頭支票，村裡又做了事，最後只能村裡承擔。
比如，陝西省H縣J鎮，2017年申請成立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F村為產業園的核心區，產業服務中心建設屬於產業園的配套設施，包括產業服務大樓和農貿市場。實際建設支出為1800萬，但後來下撥的項目資金額為500萬，不足部分由村幹部和施工方向上跑新的項目來補足。施工方是H縣本地的工程隊，目前村集體還欠施工方300多萬元。
J鎮Z村，2017年修建了1個廣場和4條排水管道，總共花費200多萬，但項目資金只下撥了40萬。當時Z村村支書自己墊資20多萬，向縣級部門申請到20多萬美麗鄉村建設項目獎補資金，其余部分由施工方墊付，目前還欠施工方27萬。
在這種情況下，村幹部、工程隊老板就沒辦法分利了，回本都不錯了。甚至於，一些以私人名義幫鄉鎮請工程隊的村幹部，因政府項目經費不能兌現，而遲遲無法清償工程款，被工程隊老板告上法庭，成為法院認定的“老賴”，不光有限的存款被劃走，連乘坐高鐵的資格也被限制。
現在的大背景就是，國家項目管理越來越嚴格的，項目的考核要求很高。對於基層政府來說，項目安全落地成為他們首要考量的問題。過去鄉鎮、村級組織、工程隊老板、釘子戶、黑灰勢力分利的情況，現在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基層幹部與民眾之間的信用透支
基層調研發現，農民在公共空間的話語表達與其後續的實際行動不一致的“反悔”現象越來越多。
在鄂中C村，村書記召集村民開會，征求村民對於修路的意見。在會上，幾乎所有村民都對修路表示口頭上的話語同意，願意為公共利益的達成而讓渡自己的私人利益，比如自家承包地被占且不獲得任何賠償，因為村書記一再強調“修路是大家自己的事”，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最終是相統一的。但是，到後來開始占地修路的時候，原先在大會上形成的話語合意又變得千瘡百孔，一些曾經表態“同意”的村民守著自己的承包地不讓工程隊入場，表現出實際行動上的不合作。為了解決移居集中規劃的“新農村”聯排別墅區的村民在家中放置農具和小型農用機械的問題，村書記召集村民開會商議在每戶別墅背後統規自建“附屬雜物房”的問題，重點是商量出雜物房的面積、高度、瓦片顏色的統一規劃方案。經過村民的集體討論，最後確定了瓦片的顏色，規定雜物房統一按照長10米、寬3.5米、高4米的建築規格自建。然而有村民反映，“一些人在會上明明商量好的，後來實際做的又不一樣”，“有些人做小動作，想方設法擴大雜物房的面積”。
村民解釋這種“反悔”現象增多的原因，都提到基層幹部和地方政府現在就缺乏公信力。據觀察者網此前報道，曾有480多個人民政府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包括村一級村民委員會），其中是地方政府的為100多個，不乏包括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核心區等。有的地方政府上榜不止一次，鄲城縣寧平鎮人民政府、鄲城縣李樓鄉人民政府分別“上榜”3次。而信任是相互的。村民說：“政府許諾過的，答應好好的，後來突然反悔呢？”“自從我家經歷過拆遷以後，鄉鎮幹部、村幹部的說的話我一個字都不會再信！”“是誰先誠信缺失、朝令夕改的？”“有什麼樣的家長，就有什麼樣的子女。”
您的點贊是對我們的鼓勵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分享: |
| 注： | 在此頁中閱讀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