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调研: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态
第二，要为村级组织解套。一方面，要弱化以亮点工作作为基层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之一。避免“看点”“拉练”“红黑榜”“观摩”等成为逼迫基层扩大乡村建设投入的常用手段。严禁以乡村振兴为名义，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通过借债而运动式打造“明星村”。要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量入为出”的原则，在安排村级基础建设和公益性设施建设时，坚持量财办事、量力而行。另一方面，要对成为村干部的村庄经济精英进行规范和引导。消除能人治村的灰色空间和超前发展偏好，加强村级民主建设，发挥村民代表作用，规范决策程序，坚持实行“一事一议”。进一步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全面锁定村级债权、债务和资产。
第三，要为基层干部解套。基于信任的需要而重构问责制度，使基层干部在信任的驱动下主动履行责任，是维护一线治理工作对基层干部产生内涵式激励效果的当务之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信任的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定位。只有重建组织信任，重塑公共建设的服务指向，才有可能使一线治理事务促成基层干部内涵式激励的达成，重构基层治理的信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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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为基层干部解套。基于信任的需要而重构问责制度，使基层干部在信任的驱动下主动履行责任，是维护一线治理工作对基层干部产生内涵式激励效果的当务之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信任的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定位。只有重建组织信任，重塑公共建设的服务指向，才有可能使一线治理事务促成基层干部内涵式激励的达成，重构基层治理的信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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