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专访萧强:六四历史"无论如何也抹不掉"
我希望在不同代际、政治觉醒的人们之中，能够形成一种传统的连续和团结和互相的支持，这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之声：即便现在处于比较黑暗的时期之下，六四作为集体记忆一直都还是存在的，即便在比较年轻的世代中间。我们也许可以将之形容为一种韧性。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萧强：我想六四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我说它是伟大的精神力量是因为，当年实际上在全国范围之内，当然核心是在北京示威的学生、天安门广场，你看到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真正的愿望和声音。
当《人民日报》的记者在街上游行打着牌子说 ，不要逼着我们说谎；当北京的市民能够站在军车面前，近距离挡住戒严部队的士兵；当全国的大学生，特别是北京，上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不管是他们的绝食，不管是他们的坚持，这些最后是永远被历史记下来的见证和事件。
即使是血淋淋的屠杀，即使是后来所有的镇压，当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图像，还能听到这些声音，还能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这个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即使是这一代人已经不在了，这个历史是不能够绕过去的。它在人心中也仍然有着巨大的觉醒力量。直到这种力量被释放以后，社会的现实某种程度上认可、接受、承认，那中国的社会才会是一个新的阶段。
德国之声：最后想要请教您一个问题，互联网问世之后，曾经人们一度觉得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它同时带来了社会撕裂、虚假信息或者是数码专制的兴起。您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影响如何评价？
萧强：我自己最开始，我叫“数据信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当然也是因为我在流亡中从事人权工作的身份，也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技术所带来各种可能的变化上面，所以当然就看到了这些给中国的信息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信息自由和便利，包括了人们互相交流容易了，表达容易了，甚至协调行动都有可能了，对吧？
还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公民社会有可能形成组织。现在从互联网刚进中国那十几年来看，中国的国家专制势力虽然要控制信息，但是好像他们总是慢半拍，跟不上社交媒体的发展、跟不上人民言论的表达，也使得专制看起来有点捉襟见肘。而且这些信息本身的技术，又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看起来都非常乐观。
然后再看世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实际上就跟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动员更加容易有关，使得这些社会当时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而且都直接冲击他们本地的独裁专制。
但是这并没有一直往更加自由、更加开放、专制越来越弱的方向发展。因为最重要的是，像中国的中共由于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国家能力，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资源，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政治意愿，要保持控制中国的权力，不给任何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意识到他的统治被像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产生了一定威胁的时候，他就会集中精力，来把对他统治的危险压下去。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做的第一步。
还记得所谓打击互联网的大V、整顿互联网，所谓的互联网“清朗行动”。习近平上任以后，除了镇压律师、镇压公民社会，最大的事情就是管制互联网。也不是说他之前胡锦涛不管，但是好像没有完全管住，他确实受到了威胁，这是很大的一方面。在中国来说，是统治者把他的资源作为优先，很大一部分拿来重点压制互联网带来的政治变化的可能。
特别是在2014年、2016年开始，才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技术本身、信息技术本身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实际上是国家和大公司对于信息的控制能力非常强了。
互联网与其说是个人自由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更主要的是控制性的技术，给公司、给政府这种大的机构一个极大的能力，去控制社会、控制个人。因为它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做数据，来做这些个人反而做不到的事情。
一个个人的用户，你只能最多用社交媒体发发言；可是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司，和它背后力量，比方说可以利用它控制政府，可以直接搜集所有的用户数据，可以分析所有的用户数据，可以大规模影响所有的用户数据、用户的行为。这些都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和实际的操作。个人用户的一些简单的便利，相对来说反而显得有点不足道了。
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我们在3年疫情的时候已经看到。包括使用数据技术，当然也包括它的整个统治机器，对于社会的管控能力。这样的情况下，简单的对信息技术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相信）因为技术越发展可能社会越自由，实际上是过于天真，而且不切实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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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即便现在处于比较黑暗的时期之下，六四作为集体记忆一直都还是存在的，即便在比较年轻的世代中间。我们也许可以将之形容为一种韧性。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萧强：我想六四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我说它是伟大的精神力量是因为，当年实际上在全国范围之内，当然核心是在北京示威的学生、天安门广场，你看到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真正的愿望和声音。
当《人民日报》的记者在街上游行打着牌子说 ，不要逼着我们说谎；当北京的市民能够站在军车面前，近距离挡住戒严部队的士兵；当全国的大学生，特别是北京，上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不管是他们的绝食，不管是他们的坚持，这些最后是永远被历史记下来的见证和事件。
即使是血淋淋的屠杀，即使是后来所有的镇压，当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图像，还能听到这些声音，还能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这个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即使是这一代人已经不在了，这个历史是不能够绕过去的。它在人心中也仍然有着巨大的觉醒力量。直到这种力量被释放以后，社会的现实某种程度上认可、接受、承认，那中国的社会才会是一个新的阶段。
德国之声：最后想要请教您一个问题，互联网问世之后，曾经人们一度觉得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它同时带来了社会撕裂、虚假信息或者是数码专制的兴起。您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影响如何评价？
萧强：我自己最开始，我叫“数据信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当然也是因为我在流亡中从事人权工作的身份，也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技术所带来各种可能的变化上面，所以当然就看到了这些给中国的信息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信息自由和便利，包括了人们互相交流容易了，表达容易了，甚至协调行动都有可能了，对吧？
还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公民社会有可能形成组织。现在从互联网刚进中国那十几年来看，中国的国家专制势力虽然要控制信息，但是好像他们总是慢半拍，跟不上社交媒体的发展、跟不上人民言论的表达，也使得专制看起来有点捉襟见肘。而且这些信息本身的技术，又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看起来都非常乐观。
然后再看世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实际上就跟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动员更加容易有关，使得这些社会当时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而且都直接冲击他们本地的独裁专制。
但是这并没有一直往更加自由、更加开放、专制越来越弱的方向发展。因为最重要的是，像中国的中共由于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国家能力，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资源，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政治意愿，要保持控制中国的权力，不给任何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意识到他的统治被像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产生了一定威胁的时候，他就会集中精力，来把对他统治的危险压下去。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做的第一步。
还记得所谓打击互联网的大V、整顿互联网，所谓的互联网“清朗行动”。习近平上任以后，除了镇压律师、镇压公民社会，最大的事情就是管制互联网。也不是说他之前胡锦涛不管，但是好像没有完全管住，他确实受到了威胁，这是很大的一方面。在中国来说，是统治者把他的资源作为优先，很大一部分拿来重点压制互联网带来的政治变化的可能。
特别是在2014年、2016年开始，才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技术本身、信息技术本身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实际上是国家和大公司对于信息的控制能力非常强了。
互联网与其说是个人自由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更主要的是控制性的技术，给公司、给政府这种大的机构一个极大的能力，去控制社会、控制个人。因为它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做数据，来做这些个人反而做不到的事情。
一个个人的用户，你只能最多用社交媒体发发言；可是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司，和它背后力量，比方说可以利用它控制政府，可以直接搜集所有的用户数据，可以分析所有的用户数据，可以大规模影响所有的用户数据、用户的行为。这些都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和实际的操作。个人用户的一些简单的便利，相对来说反而显得有点不足道了。
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我们在3年疫情的时候已经看到。包括使用数据技术，当然也包括它的整个统治机器，对于社会的管控能力。这样的情况下，简单的对信息技术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相信）因为技术越发展可能社会越自由，实际上是过于天真，而且不切实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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