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專訪蕭強:六四歷史"無論如何也抹不掉"
我希望在不同代際、政治覺醒的人們之中，能夠形成一種傳統的連續和團結和互相的支持，這對於中國的未來，也是非常重要的。
德國之聲：即便現在處於比較黑暗的時期之下，六四作為集體記憶一直都還是存在的，即便在比較年輕的世代中間。我們也許可以將之形容為一種韌性。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蕭強：我想六四有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
我說它是偉大的精神力量是因為，當年實際上在全國范圍之內，當然核心是在北京示威的學生、天安門廣場，你看到中國人爭取自由民主真正的願望和聲音。
當《人民日報》的記者在街上游行打著牌子說 ，不要逼著我們說謊；當北京的市民能夠站在軍車面前，近距離擋住戒嚴部隊的士兵；當全國的大學生，特別是北京，上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不管是他們的絕食，不管是他們的堅持，這些最後是永遠被歷史記下來的見證和事件。
即使是血淋淋的屠殺，即使是後來所有的鎮壓，當我們今天還能看到這些圖像，還能聽到這些聲音，還能看到這些圖片的時候，這段歷史是無論如何也抹不掉的。
這個就是不管過了多少年，即使是這一代人已經不在了，這個歷史是不能夠繞過去的。它在人心中也仍然有著巨大的覺醒力量。直到這種力量被釋放以後，社會的現實某種程度上認可、接受、承認，那中國的社會才會是一個新的階段。
德國之聲：最後想要請教您一個問題，互聯網問世之後，曾經人們一度覺得它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它同時帶來了社會撕裂、虛假信息或者是數碼專制的興起。您一直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對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影響如何評價？
蕭強：我自己最開始，我叫“數據信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當然也是因為我在流亡中從事人權工作的身份，也會把希望寄托在新興技術所帶來各種可能的變化上面，所以當然就看到了這些給中國的信息社會帶來了極大的信息自由和便利，包括了人們互相交流容易了，表達容易了，甚至協調行動都有可能了，對吧？
還不用說在這個基礎之上，公民社會有可能形成組織。現在從互聯網剛進中國那十幾年來看，中國的國家專制勢力雖然要控制信息，但是好像他們總是慢半拍，跟不上社交媒體的發展、跟不上人民言論的表達，也使得專制看起來有點捉襟見肘。而且這些信息本身的技術，又日新月異不斷變化，看起來都非常樂觀。
然後再看世界其他的地方，比如說像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實際上就跟信息技術帶來的社會動員更加容易有關，使得這些社會當時都產生非常大的變化，而且都直接沖擊他們本地的獨裁專制。
但是這並沒有一直往更加自由、更加開放、專制越來越弱的方向發展。因為最重要的是，像中國的中共由於經濟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國家能力，就是因為他有這個資源，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政治意願，要保持控制中國的權力，不給任何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當他意識到他的統治被像互聯網這樣的技術帶來的社會變化產生了一定威脅的時候，他就會集中精力，來把對他統治的危險壓下去。這就是習近平上台以後做的第一步。
還記得所謂打擊互聯網的大V、整頓互聯網，所謂的互聯網“清朗行動”。習近平上任以後，除了鎮壓律師、鎮壓公民社會，最大的事情就是管制互聯網。也不是說他之前胡錦濤不管，但是好像沒有完全管住，他確實受到了威脅，這是很大的一方面。在中國來說，是統治者把他的資源作為優先，很大一部分拿來重點壓制互聯網帶來的政治變化的可能。
特別是在2014年、2016年開始，才有一個新的、更大的變化，就是互聯網技術本身、信息技術本身到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實際上是國家和大公司對於信息的控制能力非常強了。
互聯網與其說是個人自由的工具，還不如說它更主要的是控制性的技術，給公司、給政府這種大的機構一個極大的能力，去控制社會、控制個人。因為它可以用這些技術來做數據，來做這些個人反而做不到的事情。
一個個人的用戶，你只能最多用社交媒體發發言；可是這個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和它背後力量，比方說可以利用它控制政府，可以直接搜集所有的用戶數據，可以分析所有的用戶數據，可以大規模影響所有的用戶數據、用戶的行為。這些都是技術帶來的可能性和實際的操作。個人用戶的一些簡單的便利，相對來說反而顯得有點不足道了。
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我們在3年疫情的時候已經看到。包括使用數據技術，當然也包括它的整個統治機器，對於社會的管控能力。這樣的情況下，簡單的對信息技術采取一種樂觀的（態度），（相信）因為技術越發展可能社會越自由，實際上是過於天真，而且不切實際的看法。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德國之聲：即便現在處於比較黑暗的時期之下，六四作為集體記憶一直都還是存在的，即便在比較年輕的世代中間。我們也許可以將之形容為一種韌性。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蕭強：我想六四有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
我說它是偉大的精神力量是因為，當年實際上在全國范圍之內，當然核心是在北京示威的學生、天安門廣場，你看到中國人爭取自由民主真正的願望和聲音。
當《人民日報》的記者在街上游行打著牌子說 ，不要逼著我們說謊；當北京的市民能夠站在軍車面前，近距離擋住戒嚴部隊的士兵；當全國的大學生，特別是北京，上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不管是他們的絕食，不管是他們的堅持，這些最後是永遠被歷史記下來的見證和事件。
即使是血淋淋的屠殺，即使是後來所有的鎮壓，當我們今天還能看到這些圖像，還能聽到這些聲音，還能看到這些圖片的時候，這段歷史是無論如何也抹不掉的。
這個就是不管過了多少年，即使是這一代人已經不在了，這個歷史是不能夠繞過去的。它在人心中也仍然有著巨大的覺醒力量。直到這種力量被釋放以後，社會的現實某種程度上認可、接受、承認，那中國的社會才會是一個新的階段。
德國之聲：最後想要請教您一個問題，互聯網問世之後，曾經人們一度覺得它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它同時帶來了社會撕裂、虛假信息或者是數碼專制的興起。您一直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對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影響如何評價？
蕭強：我自己最開始，我叫“數據信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當然也是因為我在流亡中從事人權工作的身份，也會把希望寄托在新興技術所帶來各種可能的變化上面，所以當然就看到了這些給中國的信息社會帶來了極大的信息自由和便利，包括了人們互相交流容易了，表達容易了，甚至協調行動都有可能了，對吧？
還不用說在這個基礎之上，公民社會有可能形成組織。現在從互聯網剛進中國那十幾年來看，中國的國家專制勢力雖然要控制信息，但是好像他們總是慢半拍，跟不上社交媒體的發展、跟不上人民言論的表達，也使得專制看起來有點捉襟見肘。而且這些信息本身的技術，又日新月異不斷變化，看起來都非常樂觀。
然後再看世界其他的地方，比如說像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實際上就跟信息技術帶來的社會動員更加容易有關，使得這些社會當時都產生非常大的變化，而且都直接沖擊他們本地的獨裁專制。
但是這並沒有一直往更加自由、更加開放、專制越來越弱的方向發展。因為最重要的是，像中國的中共由於經濟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國家能力，就是因為他有這個資源，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政治意願，要保持控制中國的權力，不給任何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當他意識到他的統治被像互聯網這樣的技術帶來的社會變化產生了一定威脅的時候，他就會集中精力，來把對他統治的危險壓下去。這就是習近平上台以後做的第一步。
還記得所謂打擊互聯網的大V、整頓互聯網，所謂的互聯網“清朗行動”。習近平上任以後，除了鎮壓律師、鎮壓公民社會，最大的事情就是管制互聯網。也不是說他之前胡錦濤不管，但是好像沒有完全管住，他確實受到了威脅，這是很大的一方面。在中國來說，是統治者把他的資源作為優先，很大一部分拿來重點壓制互聯網帶來的政治變化的可能。
特別是在2014年、2016年開始，才有一個新的、更大的變化，就是互聯網技術本身、信息技術本身到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實際上是國家和大公司對於信息的控制能力非常強了。
互聯網與其說是個人自由的工具，還不如說它更主要的是控制性的技術，給公司、給政府這種大的機構一個極大的能力，去控制社會、控制個人。因為它可以用這些技術來做數據，來做這些個人反而做不到的事情。
一個個人的用戶，你只能最多用社交媒體發發言；可是這個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和它背後力量，比方說可以利用它控制政府，可以直接搜集所有的用戶數據，可以分析所有的用戶數據，可以大規模影響所有的用戶數據、用戶的行為。這些都是技術帶來的可能性和實際的操作。個人用戶的一些簡單的便利，相對來說反而顯得有點不足道了。
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我們在3年疫情的時候已經看到。包括使用數據技術，當然也包括它的整個統治機器，對於社會的管控能力。這樣的情況下，簡單的對信息技術采取一種樂觀的（態度），（相信）因為技術越發展可能社會越自由，實際上是過於天真，而且不切實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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