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不同世代的六四紀念:以個體的堅韌 對抗政治高壓
人們抬著他，像抬著一個被槍殺的希望。而當希望被槍殺的時候，絕望就彌漫得無邊無際。
這個可憐的倒在屠夫槍下的希望，終於被靜靜地置放在一隊軍車前，車上的軍人看到這樣的慘烈，也都羞愧地低下頭去。人們先是眼淚，接著就是憤怒的聲音。我流了淚，卻再也憤怒不起來，我不知道當生命沒有了尊嚴的時候，活著意味著甚麼？
這十五年來，這個場景始終在我的腦子裡，一直無法驅散。我總是在想，當那些子彈擊中他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一個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中國歷史的心臓？”
—《歷史在鞭打現實》，馬少方，2004年
1989 我的少年記憶
1989年的春夏之交，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最終招致共產黨軍隊的屠殺之時，我還是西北一座小城裡的中學生，十四、五歲的年齡，沉迷於浪漫主義文學，對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發，似乎提前結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還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齡人。今年5月，發表於自媒體“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歲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認識的一位媒體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權主義者。1989年，她在湘贛交界處的一處南方小城上中學。我們相距上千公裡，記憶卻如此相似。我們的經歷也足可證明，當年的學生運動，已遠遠超出天安門的范圍，是一場漫卷了中國的幾乎全民參與的運動。
她在文中寫道：“那年發生的一切，並未一夕之間帶來幻滅，而是潛入生命底層，指引此後的路途。”我深以為是。我們都在“八九”過後不久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工作後，經歷了一段中國政治相對寬松的時期，都投身媒體和公民社會。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齡人，例如四川學者王怡等人的筆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經寫道：“1989年6月，整個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潰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學生們在北京街頭高舉V手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聲援進入第六天的學生絕食抗議。(AFP / Toshio Sakai)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發生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形塑了我們的理想和價值觀。我們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義余韻，又目睹了“六四”屠殺之後不久，鄧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經商熱和“向錢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擁抱中國，還有後來發生的很多事。
而那個夏天，我們焦急地聽美國之音，搜尋一切來自北京的學生運動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長帶領我們全班同學，去校門口的黑板報上，貼了學校的第一張大字報。我至今清晰記得，那在一大張白紙上用藍色鋼筆描粗的內容：“打倒腐敗，懲治官倒，聲援靜坐學生。”
我所在的縣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後是一個人煙稠密的村莊。“六四”過後的一個深夜，四層的教學樓上，被人偷偷掛上去了一個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課間，校長氣急敗壞地沖上來，讓趕緊撤掉。沒有人動，我們冷眼旁觀。
校長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約有50多歲了，平時備受師生尊重。他是蘭州大學化學系的右派，我後來關注“星火”案，在蘭大右派名錄的最末處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來，曾飽嘗政治運動之苦的他，當時一定是擔心極了，他要阻止事態發展，保護他自己，也保護老師和學生。
在屠殺還沒有開始之前，廣場上的運動正在熱烈地進行。一天，受全班同學的委托，我去了鎮上的郵局，寄出由我負責保管的14.5元人民幣的班費。在郵局簡陋的桌子上，我寫下地址：“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收）”。郵局的人幫我辦了匯款，非常順利——沒有任何人說，這個地址不夠清楚，沒法寄到。那一天，我們，包括郵局的工作人員，都深信不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一定能收到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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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這個可憐的倒在屠夫槍下的希望，終於被靜靜地置放在一隊軍車前，車上的軍人看到這樣的慘烈，也都羞愧地低下頭去。人們先是眼淚，接著就是憤怒的聲音。我流了淚，卻再也憤怒不起來，我不知道當生命沒有了尊嚴的時候，活著意味著甚麼？
這十五年來，這個場景始終在我的腦子裡，一直無法驅散。我總是在想，當那些子彈擊中他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一個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中國歷史的心臓？”
—《歷史在鞭打現實》，馬少方，2004年
1989 我的少年記憶
1989年的春夏之交，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最終招致共產黨軍隊的屠殺之時，我還是西北一座小城裡的中學生，十四、五歲的年齡，沉迷於浪漫主義文學，對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發，似乎提前結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還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齡人。今年5月，發表於自媒體“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歲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認識的一位媒體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權主義者。1989年，她在湘贛交界處的一處南方小城上中學。我們相距上千公裡，記憶卻如此相似。我們的經歷也足可證明，當年的學生運動，已遠遠超出天安門的范圍，是一場漫卷了中國的幾乎全民參與的運動。
她在文中寫道：“那年發生的一切，並未一夕之間帶來幻滅，而是潛入生命底層，指引此後的路途。”我深以為是。我們都在“八九”過後不久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工作後，經歷了一段中國政治相對寬松的時期，都投身媒體和公民社會。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齡人，例如四川學者王怡等人的筆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經寫道：“1989年6月，整個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潰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學生們在北京街頭高舉V手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聲援進入第六天的學生絕食抗議。(AFP / Toshio Sakai)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發生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形塑了我們的理想和價值觀。我們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義余韻，又目睹了“六四”屠殺之後不久，鄧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經商熱和“向錢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擁抱中國，還有後來發生的很多事。
而那個夏天，我們焦急地聽美國之音，搜尋一切來自北京的學生運動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長帶領我們全班同學，去校門口的黑板報上，貼了學校的第一張大字報。我至今清晰記得，那在一大張白紙上用藍色鋼筆描粗的內容：“打倒腐敗，懲治官倒，聲援靜坐學生。”
我所在的縣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後是一個人煙稠密的村莊。“六四”過後的一個深夜，四層的教學樓上，被人偷偷掛上去了一個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課間，校長氣急敗壞地沖上來，讓趕緊撤掉。沒有人動，我們冷眼旁觀。
校長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約有50多歲了，平時備受師生尊重。他是蘭州大學化學系的右派，我後來關注“星火”案，在蘭大右派名錄的最末處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來，曾飽嘗政治運動之苦的他，當時一定是擔心極了，他要阻止事態發展，保護他自己，也保護老師和學生。
在屠殺還沒有開始之前，廣場上的運動正在熱烈地進行。一天，受全班同學的委托，我去了鎮上的郵局，寄出由我負責保管的14.5元人民幣的班費。在郵局簡陋的桌子上，我寫下地址：“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收）”。郵局的人幫我辦了匯款，非常順利——沒有任何人說，這個地址不夠清楚，沒法寄到。那一天，我們，包括郵局的工作人員，都深信不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一定能收到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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