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不同世代的六四紀念:以個體的堅韌 對抗政治高壓
五月的一個下午，走出紐約曼哈頓的34街地鐵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轉角，門牌號“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層建築。推開一扇普通的黑色鋁合金門進去，上電梯，“六四紀念館”就在四樓。
周鋒鎖背一個雙肩包，步履匆匆地從Penn Station （紐約賓州車站）出來，七八分鍾時間，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紀念館”樓下。他平時住與曼哈頓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州，坐火車加步行到這裡，已十分習慣。
能在紐約的“心臓”部位找到一處“六四紀念館”的地址，於他已十分快意。何況第六大道這個“894”的門牌號，簡直如同天賜。新冠疫情中，很多企業都搬離紐約，市中心的商業房產租金大幅下降，這也給了他們機會。最終，2022年2月，“六四紀念館籌委會”以每月約一萬美元的租金，租下了這個地方，面積大約2200平尺（約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腳下紐約人潮如海，不遠處就是時代廣場，而“六四”紀念館從此就停靠在了這裡。周鋒鎖為此頗為激動。“今年是歷史的一刻。我們在曼哈頓有了立足之地。不像過去，經常處於被驅趕的境地。”
和其他“民運人士”慣用昂揚詞語不同，周鋒鎖並不諱言失敗。“要習慣去接受自己作為一個失敗者的現狀。” 他說，這是一個事實，過去很多年，“民運”在海外一直處於邊緣狀態，很多活動，參與者寥寥，有時甚至只有一兩個人。“那怎麼辦？還得堅持。”他說。
作為當年被通緝的天安門學運領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國，先為生計匆忙。後來，創辦“人道中國”，關注國內的政治犯，“不想讓他們孤立無援”。近年來又接手了“中國人權”的工作。四處奔走之時，“失敗感”常襲上心頭。2008年，在舊金山的一次抗議活動中，他被一群持紅旗的人圍住毆打，差點受重傷。還有一次做活動，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門驅趕。
這次“六四紀念館”在紐約找地方，一開始，在幾個街區之外，找到一處，房東是台灣人，本來已談好了，但對方知道要開設的項目和“六四”有關，就“不敢租了”。如今這個地方，他們想在建築外面打出“六四紀念館”的標識，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談判了好幾次，還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樂觀。他回憶說，自己當年剛開始在一些公開場合講“六四”，也很緊張，慢慢的，發現當自己講出來的時候，很真實，清晰，有一種釋放的感覺，也不像以前那麼壓抑。他覺得這和自己成為基督徒有關。“聖經裡，摩西說：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訴他，當你開口講話，我會告訴你做什麼。”
“當年，在天安門廣場聽到那麼多聲音，現在都在我心裡，就想著把它講出來。”他說，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每年紀念六四的時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覺。”
1989年，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至今，他還這樣說： “物理上有一個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結果，有無比的吸引力。”他認為，六四就是一個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幾百萬人在一起的強度。有一種跨越時間的力量。它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就是認同普世價值和人的自由、尊嚴。”
“無論如何，六四還是中國人在全世界辨識度最高的一個抗爭形象。”紀念館館長於大海說。當年“六四”發生的時候，他在美國求學，“六四”的爆發影響了一生。如今，他認為，只要紀念館在這裡，“就是一個是物理性的歷史傷口”。他為即將開張的事情奔走著，設計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調，種種瑣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時光無情，而中國政治愈發高壓。2021年，香港支聯會苦心支撐十余年的“六四紀念館”被迫關閉，港大校園裡的“六四”國殤紀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與“六四”有關的人與事，正在凋零。從這個意義上，“六四紀念館”也是和時間的賽跑。那些歷史的見證物，如果無處安放，終究也會流失。紐約的“六四紀念館”籌建後，有香港人寄來一大箱收集的關於“六四”的東西，包括當年的報紙。如今，紀念館裡專門設了一個香港主題的展覽。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周鋒鎖背一個雙肩包，步履匆匆地從Penn Station （紐約賓州車站）出來，七八分鍾時間，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紀念館”樓下。他平時住與曼哈頓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州，坐火車加步行到這裡，已十分習慣。
能在紐約的“心臓”部位找到一處“六四紀念館”的地址，於他已十分快意。何況第六大道這個“894”的門牌號，簡直如同天賜。新冠疫情中，很多企業都搬離紐約，市中心的商業房產租金大幅下降，這也給了他們機會。最終，2022年2月，“六四紀念館籌委會”以每月約一萬美元的租金，租下了這個地方，面積大約2200平尺（約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腳下紐約人潮如海，不遠處就是時代廣場，而“六四”紀念館從此就停靠在了這裡。周鋒鎖為此頗為激動。“今年是歷史的一刻。我們在曼哈頓有了立足之地。不像過去，經常處於被驅趕的境地。”
和其他“民運人士”慣用昂揚詞語不同，周鋒鎖並不諱言失敗。“要習慣去接受自己作為一個失敗者的現狀。” 他說，這是一個事實，過去很多年，“民運”在海外一直處於邊緣狀態，很多活動，參與者寥寥，有時甚至只有一兩個人。“那怎麼辦？還得堅持。”他說。
作為當年被通緝的天安門學運領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國，先為生計匆忙。後來，創辦“人道中國”，關注國內的政治犯，“不想讓他們孤立無援”。近年來又接手了“中國人權”的工作。四處奔走之時，“失敗感”常襲上心頭。2008年，在舊金山的一次抗議活動中，他被一群持紅旗的人圍住毆打，差點受重傷。還有一次做活動，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門驅趕。
這次“六四紀念館”在紐約找地方，一開始，在幾個街區之外，找到一處，房東是台灣人，本來已談好了，但對方知道要開設的項目和“六四”有關，就“不敢租了”。如今這個地方，他們想在建築外面打出“六四紀念館”的標識，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談判了好幾次，還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樂觀。他回憶說，自己當年剛開始在一些公開場合講“六四”，也很緊張，慢慢的，發現當自己講出來的時候，很真實，清晰，有一種釋放的感覺，也不像以前那麼壓抑。他覺得這和自己成為基督徒有關。“聖經裡，摩西說：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訴他，當你開口講話，我會告訴你做什麼。”
“當年，在天安門廣場聽到那麼多聲音，現在都在我心裡，就想著把它講出來。”他說，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每年紀念六四的時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覺。”
1989年，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至今，他還這樣說： “物理上有一個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結果，有無比的吸引力。”他認為，六四就是一個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幾百萬人在一起的強度。有一種跨越時間的力量。它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就是認同普世價值和人的自由、尊嚴。”
“無論如何，六四還是中國人在全世界辨識度最高的一個抗爭形象。”紀念館館長於大海說。當年“六四”發生的時候，他在美國求學，“六四”的爆發影響了一生。如今，他認為，只要紀念館在這裡，“就是一個是物理性的歷史傷口”。他為即將開張的事情奔走著，設計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調，種種瑣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時光無情，而中國政治愈發高壓。2021年，香港支聯會苦心支撐十余年的“六四紀念館”被迫關閉，港大校園裡的“六四”國殤紀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與“六四”有關的人與事，正在凋零。從這個意義上，“六四紀念館”也是和時間的賽跑。那些歷史的見證物，如果無處安放，終究也會流失。紐約的“六四紀念館”籌建後，有香港人寄來一大箱收集的關於“六四”的東西，包括當年的報紙。如今，紀念館裡專門設了一個香港主題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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