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不同世代的六四紀念:以個體的堅韌 對抗政治高壓
那一刻，小小的紀念館裡，擠滿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誦讀中，聲音哽咽，紅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國人在那個時刻難以言說的憤怒與無助，他也是幫助著名科學家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的關鍵人物。
或許是被林教授的蒼蒼白發觸動，我在玻璃門外，一瞬間淚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識到，30多年過去了，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響的記者，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心中沒有恐懼地紀念“六四”，也讓眼淚肆意流淌。
1989年以後，“六四”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敏感詞之一，每年“六四”前後，政府都如臨大敵，而媒體都會主動地加強“自我審查”，不敢有任何關於“六四”的信息成為“漏網之魚”。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體上，有時能看到閃爍的蠟燭，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還記得“六四”。但近些年，就連燭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審查機器識別出來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燭光聚會，或者在這一天獨自沉默禁食，但從來沒有在一個公開的場合，沒有憂懼地紀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強、徐友漁、郝建等十多名知識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紀念“六四”，因為聚會的照片發到了網上，多人被抓捕。這也成為浦志強律師的罪證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獄。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當地的城市辦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草根媒體。他每年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前幾年的一個6月4日，他在微博上發了條“今日無話可說，休息”。幾分鍾後，警察就出現在了他的門前。我的另一位律師朋友常瑋平，聞訊趕到現場，為了他和警察據理力爭。最終，警察沒有帶走他。但幾年後，常瑋平律師因為投身公義，而被判刑4年，至今還在獄中服刑。
我記得，1992年，“六四”的肅殺尚未過去，我到西安上大學。那時候同學們都在流傳：男生宿舍的樓管大叔，原本是學校的老師，因為當年參加了“六四”，不能再當老師。還有學校後門那裡的補鞋匠，也是同樣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貴仁的出版人，因參與“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殺發生後寫罷工宣言，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出獄後，始終被處在監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實上，除了那些媒體上被人們知道的公眾人物，幾乎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人為了不肯遺忘“六四”而付出他們的代價。
也可以說，對1989後的反對者來說，“六四”是一個共同的精神密碼。
“六四紀念館”裡，掛著一副書法“愛國無罪”，寫字的人是寧先華。這個壯實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陽民運領袖。 他在“六四”後一度失去自由，被釋放後在中國從事“民主黨”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後經減刑，於2016年出獄。2017年，他輾轉離開中國，如今，在紐約從事著一份體力工作。紀念館開幕的這天，他是現場的義工。
年輕一代蛛絲馬跡的記憶 以及“我們這代人不喜歡大詞”
“你是怎麼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頓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裡，我問曉明。曉明是紐約民主沙龍（後改為“熱風”）的發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龍的第一場活動，就是在“六四紀念館”舉辦的。
1989年的秋天，曉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門運動轟轟烈烈進行時，他還在母親肚子裡。母親那年25歲，每天穿過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議的學生占領了，下班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車回家。母親喜歡看熱鬧，說她一邊走，一邊聽學生演講，也不覺得累。她也聽美國之音。曉明笑著說，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還是在小學的思想品德課上。那天，體育老師來代課，按照官方的定義講了一段，說軍人被吊起來燒等等。他回去問了家裡人，小姨才告訴他，當年有一個領導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學生們因為腐敗很氣憤，“搞了這個活動”。
只言片語，卻喚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學，但學校裡很少人談及“八九”。再後來，他讀《城市畫報》，看到查建英的一個專訪，她說現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個轉折點。“八九”之前是理想主義的，“八九”之後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對此感到不確定，不知道“八九”為什麼會是個分水嶺，“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問問她”。
他喜愛現代和當代的文學，也關注很多歷史的細節。但在“牆內”，因為長期的屏蔽與審查，相關的信息總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紙質的雜志提到《河殤》，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殤》的書，但只有一些評論和只言片語，始終看不到《河殤》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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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被林教授的蒼蒼白發觸動，我在玻璃門外，一瞬間淚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識到，30多年過去了，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響的記者，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心中沒有恐懼地紀念“六四”，也讓眼淚肆意流淌。
1989年以後，“六四”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敏感詞之一，每年“六四”前後，政府都如臨大敵，而媒體都會主動地加強“自我審查”，不敢有任何關於“六四”的信息成為“漏網之魚”。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體上，有時能看到閃爍的蠟燭，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還記得“六四”。但近些年，就連燭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審查機器識別出來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燭光聚會，或者在這一天獨自沉默禁食，但從來沒有在一個公開的場合，沒有憂懼地紀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強、徐友漁、郝建等十多名知識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紀念“六四”，因為聚會的照片發到了網上，多人被抓捕。這也成為浦志強律師的罪證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獄。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當地的城市辦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草根媒體。他每年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前幾年的一個6月4日，他在微博上發了條“今日無話可說，休息”。幾分鍾後，警察就出現在了他的門前。我的另一位律師朋友常瑋平，聞訊趕到現場，為了他和警察據理力爭。最終，警察沒有帶走他。但幾年後，常瑋平律師因為投身公義，而被判刑4年，至今還在獄中服刑。
我記得，1992年，“六四”的肅殺尚未過去，我到西安上大學。那時候同學們都在流傳：男生宿舍的樓管大叔，原本是學校的老師，因為當年參加了“六四”，不能再當老師。還有學校後門那裡的補鞋匠，也是同樣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貴仁的出版人，因參與“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殺發生後寫罷工宣言，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出獄後，始終被處在監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實上，除了那些媒體上被人們知道的公眾人物，幾乎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人為了不肯遺忘“六四”而付出他們的代價。
也可以說，對1989後的反對者來說，“六四”是一個共同的精神密碼。
“六四紀念館”裡，掛著一副書法“愛國無罪”，寫字的人是寧先華。這個壯實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陽民運領袖。 他在“六四”後一度失去自由，被釋放後在中國從事“民主黨”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後經減刑，於2016年出獄。2017年，他輾轉離開中國，如今，在紐約從事著一份體力工作。紀念館開幕的這天，他是現場的義工。
年輕一代蛛絲馬跡的記憶 以及“我們這代人不喜歡大詞”
“你是怎麼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頓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裡，我問曉明。曉明是紐約民主沙龍（後改為“熱風”）的發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龍的第一場活動，就是在“六四紀念館”舉辦的。
1989年的秋天，曉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門運動轟轟烈烈進行時，他還在母親肚子裡。母親那年25歲，每天穿過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議的學生占領了，下班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車回家。母親喜歡看熱鬧，說她一邊走，一邊聽學生演講，也不覺得累。她也聽美國之音。曉明笑著說，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還是在小學的思想品德課上。那天，體育老師來代課，按照官方的定義講了一段，說軍人被吊起來燒等等。他回去問了家裡人，小姨才告訴他，當年有一個領導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學生們因為腐敗很氣憤，“搞了這個活動”。
只言片語，卻喚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學，但學校裡很少人談及“八九”。再後來，他讀《城市畫報》，看到查建英的一個專訪，她說現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個轉折點。“八九”之前是理想主義的，“八九”之後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對此感到不確定，不知道“八九”為什麼會是個分水嶺，“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問問她”。
他喜愛現代和當代的文學，也關注很多歷史的細節。但在“牆內”，因為長期的屏蔽與審查，相關的信息總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紙質的雜志提到《河殤》，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殤》的書，但只有一些評論和只言片語，始終看不到《河殤》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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