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不同世代的六四紀念:以個體的堅韌 對抗政治高壓
有一段時間，他讀了北大教授錢理群的文章和書，印象深刻。他記得，錢理群在國外出版的書裡談及“六四”，並有一個回憶的細節：開槍之後，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學者吳組緗，吳低沉地說了一句：“共產黨完了”。
這些都是蛛絲馬跡。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他滿懷著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國來讀研究生，沒有了防火牆，才終於有了機會。
“我一下飛機，就打開YouTube，先搜索趙紫陽當年在廣場上，具體給學生說了什麼。後來，我又一口氣看了三個小時卡瑪的《天安門》紀錄片。”曉明回憶。
他說，最初他受這個紀錄片影響，覺得學生不應該絕食，應該“見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個年輕人的媒體“文宣中國（公民日報）”每天發學者吳仁華收集的“六四”歷史，包括清場記錄，每天有一個大事記。“我通過這個大事記，才了解到，絕食把單純的學生運動，變成了全國各階層的一個運動。我也慢慢認識到，它其實是一場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沒有一個一呼百應的領導層，也不可能讓學生們在廣場上能進能退，說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國兩年後，曉明遇到了第一個“六四”親歷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畢業於北大。通過聽他對自己親歷的講述，曉明更清楚了當時的一些細節。
曉明記得，也是在這一年前後，紐約文化沙龍邀請了《天安門對峙》一書的作者，講了1989年的整個經過。“當時，我對對話團特別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對話團是一種比占領廣場更溫和的方式。”他回憶。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瑪的紀錄片。此時，已是白紙抗議發生之後，通過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鏈接。 “當年學生們喊的口號，和白紙喊的口號驚人一致。”
他記得，在紐約，大家聲援白紙抗議時，提出的訴求裡就有“反對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權利”。他在紀錄片中也看到，當年廣場上獻花的時候，人們喊的也是反對暴力，保障人民權利。
白紙抗議發生後，紐約的一些活動，曉明也參與其中。他發現，關於“六四”的記憶還是斷代的。在紐約的一次活動中，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生，舉著趙紫陽的像，說這是1989年的一個象征。當時周鋒鎖也在現場，但她完全不知道當年還有那些著名的學生領袖，以及其他的抗爭者。
2022年11月，為聲援白紙抗議而發起的紐約萬聖節游行前後，周鋒鎖和曉明等年輕人相識，那之後，他們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種鏈接。當時，在周鋒鎖家裡的聚餐，也成了這種鏈接的一部分。
曉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樣把大家聚起來。早先年，他讀錢理群關於“民間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後期，中國有很多民間的讀書會，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覺得很受吸引。最終，曉明和他的伙伴們決定創辦一個沙龍。沙龍第一期，就邀請了胡平等人，講他們1980年參加北京海澱區民主選舉的往事。
議題的選擇，也透露出來曉明對歷史的興趣和關注。
當時“六四紀念館”已經租下來了，第一期沙龍就在紀念館裡舉行。雖然這段歷史已經久遠，但還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參加。在沙龍最後的提問階段，一位女士的提問，是關於“白紙抗議”中的年輕人。而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見證者、如今居住在紐約的作家查建英。
沙龍開始，曉明先強調了一遍沙龍公約，內容是反對性騷擾和性別暴力，這是新鮮的事情。曉明解釋，起因是在當初白紙抗議的海外游行中，倫敦的一些社群討論到“如何締造一個不厭女的集會空間”，於是，大家一起思考討論後產生了這個公約。每次活動，都會在開場時說一下。“這是在美國。也是社會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於其他的老一輩人會覺得多余嗎？他們沒有說。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龍）這裡來，就要守我這裡的規矩。”他說。
畢竟不同世代之間有代溝存在。曉明說，因為一些價值觀不同，一些年輕人拒絕和老一輩抗爭者對話，但他認為，不同世代之間，雖然觀點不同，還是可以對話的。不過他也確實通過一些小事，發現彼此之間的溝通有很大困難。
他記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領館抗議，現場有人提議，“我們唱國歌吧”。但他們的社群有一個規矩：考慮到在抗議現場可能有維吾爾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創痛，所以不唱國歌，可以唱國際歌。“但當時有一個前輩把我拉過去，質問我，你們為什麼唱國際歌？國際歌是共產黨的歌！你是誰？我解釋了半天，對方也聽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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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這些都是蛛絲馬跡。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他滿懷著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國來讀研究生，沒有了防火牆，才終於有了機會。
“我一下飛機，就打開YouTube，先搜索趙紫陽當年在廣場上，具體給學生說了什麼。後來，我又一口氣看了三個小時卡瑪的《天安門》紀錄片。”曉明回憶。
他說，最初他受這個紀錄片影響，覺得學生不應該絕食，應該“見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個年輕人的媒體“文宣中國（公民日報）”每天發學者吳仁華收集的“六四”歷史，包括清場記錄，每天有一個大事記。“我通過這個大事記，才了解到，絕食把單純的學生運動，變成了全國各階層的一個運動。我也慢慢認識到，它其實是一場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沒有一個一呼百應的領導層，也不可能讓學生們在廣場上能進能退，說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國兩年後，曉明遇到了第一個“六四”親歷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畢業於北大。通過聽他對自己親歷的講述，曉明更清楚了當時的一些細節。
曉明記得，也是在這一年前後，紐約文化沙龍邀請了《天安門對峙》一書的作者，講了1989年的整個經過。“當時，我對對話團特別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對話團是一種比占領廣場更溫和的方式。”他回憶。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瑪的紀錄片。此時，已是白紙抗議發生之後，通過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鏈接。 “當年學生們喊的口號，和白紙喊的口號驚人一致。”
他記得，在紐約，大家聲援白紙抗議時，提出的訴求裡就有“反對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權利”。他在紀錄片中也看到，當年廣場上獻花的時候，人們喊的也是反對暴力，保障人民權利。
白紙抗議發生後，紐約的一些活動，曉明也參與其中。他發現，關於“六四”的記憶還是斷代的。在紐約的一次活動中，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生，舉著趙紫陽的像，說這是1989年的一個象征。當時周鋒鎖也在現場，但她完全不知道當年還有那些著名的學生領袖，以及其他的抗爭者。
2022年11月，為聲援白紙抗議而發起的紐約萬聖節游行前後，周鋒鎖和曉明等年輕人相識，那之後，他們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種鏈接。當時，在周鋒鎖家裡的聚餐，也成了這種鏈接的一部分。
曉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樣把大家聚起來。早先年，他讀錢理群關於“民間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後期，中國有很多民間的讀書會，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覺得很受吸引。最終，曉明和他的伙伴們決定創辦一個沙龍。沙龍第一期，就邀請了胡平等人，講他們1980年參加北京海澱區民主選舉的往事。
議題的選擇，也透露出來曉明對歷史的興趣和關注。
當時“六四紀念館”已經租下來了，第一期沙龍就在紀念館裡舉行。雖然這段歷史已經久遠，但還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參加。在沙龍最後的提問階段，一位女士的提問，是關於“白紙抗議”中的年輕人。而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見證者、如今居住在紐約的作家查建英。
沙龍開始，曉明先強調了一遍沙龍公約，內容是反對性騷擾和性別暴力，這是新鮮的事情。曉明解釋，起因是在當初白紙抗議的海外游行中，倫敦的一些社群討論到“如何締造一個不厭女的集會空間”，於是，大家一起思考討論後產生了這個公約。每次活動，都會在開場時說一下。“這是在美國。也是社會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於其他的老一輩人會覺得多余嗎？他們沒有說。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龍）這裡來，就要守我這裡的規矩。”他說。
畢竟不同世代之間有代溝存在。曉明說，因為一些價值觀不同，一些年輕人拒絕和老一輩抗爭者對話，但他認為，不同世代之間，雖然觀點不同，還是可以對話的。不過他也確實通過一些小事，發現彼此之間的溝通有很大困難。
他記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領館抗議，現場有人提議，“我們唱國歌吧”。但他們的社群有一個規矩：考慮到在抗議現場可能有維吾爾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創痛，所以不唱國歌，可以唱國際歌。“但當時有一個前輩把我拉過去，質問我，你們為什麼唱國際歌？國際歌是共產黨的歌！你是誰？我解釋了半天，對方也聽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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