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不同世代的六四紀念:以個體的堅韌 對抗政治高壓
曉明說，還有一次活動，他向另一位民運前輩借音箱，對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問他“你是什麼組織的？” 他說，我沒組織，我是某某某，並做了解釋。但對方最終沒有借給他們。
“一代一代人的思維方式不同。老一輩人會覺得一定要有個人要振臂一呼。其實今天我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每個人要有個體的生命。”曉明說。另外，他覺得最大的區別還是話語不同。
“老一代人喜歡用反共這樣的詞，我不喜歡。因為這樣的詞，可能在美國會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譜還是不同……而且他們用大詞特別多。我特別害怕大詞。說一些大詞，我有起雞皮疙瘩的感覺。” 他認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啟蒙，但人在美國，也接受了進步的種族和性別的觀念，話語上和傳統的“民運”其實有很大不同。
說起周鋒鎖，他覺得，“他不會把他的意見強加給我們。如果我們要做一個事情，他一直很願意幫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紀念館”的發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騷擾，民主沙龍發公開聲明譴責，此事最終導致雙方不歡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龍的活動改在了外面舉行，周鋒鎖還是參加了這次活動。2023年11月，民主沙龍改名為“熱風”，名字的來源是魯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派，而我，不是這樣。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還想到另外一些東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熱風，就是希望做成一個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於過去的運動，也不想被貼上‘白紙一代’的標簽。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運動，並能參與其中。” 2024年5月，曉明這樣說。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驕傲，這一代人的是什麼呢??無論如何，我還是一直願意去聽大家說。”2023年的一次采訪中，周鋒鎖曾這樣告訴我。
行動的價值 ：“極權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約數”
“很多人紀念六四，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會到天安門廣場去。你怎麼會有這樣的勇氣？而且你那麼年輕，六四發生時，你還沒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四”紀念集會間隙，我問董澤華。他是一個說話斯文的年輕人，長發扎了個小小的馬尾。
“你的問題和我當年被抓時警察問的問題一樣……”他笑起來。
1991年，董澤華出生於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國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為未來的生活擔心。但從小他就覺得不快樂。“我喜歡留長頭發，但從小到高中，都被老師揪出去，強迫剪頭發。和監獄裡一樣。”在他的記憶中，學校的應試教育，從小長大的經歷，以及工作後被克扣工資，遭遇詐騙，去報警時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讓他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他在高中的歷史課本看到，“1989年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沒有說是什麼。一直到上了大學，他學會了翻牆，看到了外網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麼多人。“看了後，顛覆了自己的世界觀”。
他對這個國家長期以來宣傳的一切產生了懷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後，明白了，這個體制最大的問題，是它不誠實，會在很多方面給你撒謊。例如大躍進、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謊。你會看到，社會底層一些的人，心裡一直有一種怨氣在積累。”
他告訴我，確實有很多人問過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沒關系，為什麼會去天安門廣場紀念六四？但第一個問他的人，還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訴警察的，是一個聽起來頗為荒誕的理由：因為他做了一個夢。
他告訴我，這並不是他對警察虛與委蛇，而是真實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從五月份開始，在牆外就有鋪天蓋地的報道，他記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記者曝出了關於“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視頻。
他說，也許是“日有所思，也有所夢”。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夢見一個短頭發、白衣服的女孩，哭著對他說：你能不能帶一束花去廣場看看我？
他說，自己也無法解釋當時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夢。但他因此決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門廣場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澤華坐火車抵達北京，並發了一條推特。隨後，他刷身份證走進戒備森嚴的天安門廣場。但是，“實在是怕被警察早早發現了，所以我手中並沒有拿一束花。”
他穿著“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廣場拍了照，但因為外面穿了襯衣，一開始並沒有被發現。他在廣場呆了幾個小時，看到另外一個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澤民的頭像，被他認出來了，就打了招呼。後來，他們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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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一代人的思維方式不同。老一輩人會覺得一定要有個人要振臂一呼。其實今天我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每個人要有個體的生命。”曉明說。另外，他覺得最大的區別還是話語不同。
“老一代人喜歡用反共這樣的詞，我不喜歡。因為這樣的詞，可能在美國會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譜還是不同……而且他們用大詞特別多。我特別害怕大詞。說一些大詞，我有起雞皮疙瘩的感覺。” 他認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啟蒙，但人在美國，也接受了進步的種族和性別的觀念，話語上和傳統的“民運”其實有很大不同。
說起周鋒鎖，他覺得，“他不會把他的意見強加給我們。如果我們要做一個事情，他一直很願意幫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紀念館”的發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騷擾，民主沙龍發公開聲明譴責，此事最終導致雙方不歡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龍的活動改在了外面舉行，周鋒鎖還是參加了這次活動。2023年11月，民主沙龍改名為“熱風”，名字的來源是魯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派，而我，不是這樣。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還想到另外一些東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熱風，就是希望做成一個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於過去的運動，也不想被貼上‘白紙一代’的標簽。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運動，並能參與其中。” 2024年5月，曉明這樣說。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驕傲，這一代人的是什麼呢??無論如何，我還是一直願意去聽大家說。”2023年的一次采訪中，周鋒鎖曾這樣告訴我。
行動的價值 ：“極權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約數”
“很多人紀念六四，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會到天安門廣場去。你怎麼會有這樣的勇氣？而且你那麼年輕，六四發生時，你還沒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四”紀念集會間隙，我問董澤華。他是一個說話斯文的年輕人，長發扎了個小小的馬尾。
“你的問題和我當年被抓時警察問的問題一樣……”他笑起來。
1991年，董澤華出生於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國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為未來的生活擔心。但從小他就覺得不快樂。“我喜歡留長頭發，但從小到高中，都被老師揪出去，強迫剪頭發。和監獄裡一樣。”在他的記憶中，學校的應試教育，從小長大的經歷，以及工作後被克扣工資，遭遇詐騙，去報警時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讓他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他在高中的歷史課本看到，“1989年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沒有說是什麼。一直到上了大學，他學會了翻牆，看到了外網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麼多人。“看了後，顛覆了自己的世界觀”。
他對這個國家長期以來宣傳的一切產生了懷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後，明白了，這個體制最大的問題，是它不誠實，會在很多方面給你撒謊。例如大躍進、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謊。你會看到，社會底層一些的人，心裡一直有一種怨氣在積累。”
他告訴我，確實有很多人問過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沒關系，為什麼會去天安門廣場紀念六四？但第一個問他的人，還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訴警察的，是一個聽起來頗為荒誕的理由：因為他做了一個夢。
他告訴我，這並不是他對警察虛與委蛇，而是真實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從五月份開始，在牆外就有鋪天蓋地的報道，他記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記者曝出了關於“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視頻。
他說，也許是“日有所思，也有所夢”。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夢見一個短頭發、白衣服的女孩，哭著對他說：你能不能帶一束花去廣場看看我？
他說，自己也無法解釋當時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夢。但他因此決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門廣場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澤華坐火車抵達北京，並發了一條推特。隨後，他刷身份證走進戒備森嚴的天安門廣場。但是，“實在是怕被警察早早發現了，所以我手中並沒有拿一束花。”
他穿著“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廣場拍了照，但因為外面穿了襯衣，一開始並沒有被發現。他在廣場呆了幾個小時，看到另外一個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澤民的頭像，被他認出來了，就打了招呼。後來，他們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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