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三位大陸"80後",不願忘卻的"六四回憶"
《WOMEN我們》編者按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啟迪、指引和改變人們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們”發起了《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廣場之外”主題征文》活動。
半個多月來，我們收到了三篇大陸讀者的投稿。他們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別來自縣城機關幹部、高校知識分子和農村家庭，或通過學校組織親歷過游行，或間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余波，或作為“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努力向下一代傳承著“廣場精神”。
穿越或遠或近的記憶碎片，他們發出了同一個聲音：不要忘記。
(一) 我們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於魯北某縣。我的父母都是黨員，父親在縣政府機關任職。
絕大多數八零後都沒有參與過“六四”事件，很多同齡人甚至沒有任何回憶。 我很有幸地見證了和參與了那段歷史，雖然大多只是從電視裡看到的。
三十五年過去了，我貢獻出自己關於“六四”的記憶碎片。這些記憶也許在下一代人眼裡，會成為歷史的見證。
八十年代
我對中國政治的最早印象是兩件事。一件事是大約1985年，曾祖父指著牆上貼的報紙上的照片說：“這是胡耀邦”，我發不出三個音，最終發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約同一年，我指著《兒童畫報》上面的黨旗和一個對著黨旗舉著拳頭的人，問父母：“什麼是共產黨？”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釋了半天，大意是：“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組織，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
1987年，我們家搬到了縣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經不太出現在報紙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鏡的趙紫陽。
不過當時大家對這個背頭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為他上來之後，我們家經濟困難起來，物價上漲，吃飯開始緊張。鄰居們晚上在門前聊天，說“趙紫陽的兒子倒賣彩電”。實際上還有一句是“鄧樸方倒賣導彈”，但我記不得這個“賣導彈”的傳言是不是跟“賣彩電”的傳言是同時期了。但很肯定的是，當時群眾不喜歡趙。
靜坐
1988年我上小學一年級了。就在第二個學期，1989年，好像有領導人去世了。我看到電視裡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幾天之後，群眾們開始議論，說大學生在天安門靜坐。當時的我很震驚，因為我腦海中天安門的活動都是政府組織的，這次似乎不是政府組織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民主示威浪潮。圖為1989年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擺放鮮花和花圈。（圖片來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現在回憶起來，鄰居們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絕食，因為之前新聞聯播的報道都是官方口吻報道，例如“四二六社論”，並不會報道學生的動向。而我們當地群眾如果知道學生絕食，那要麼從官方新聞得知，要麼是從北京親友那裡傳回來消息，這需要三五天時間。
鄰居們晚飯後閒談議論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學生的。
班主任老師在課堂上說，那些大學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游行
大約是五月份，老師突然要求我們第二天停課游行。我並不知道什麼叫“游行”，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但我很興奮，因為可以不用上課了。
第二天，我們圍著縣城游行，游行路線是經過縣政府門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記得隊伍的最前面還打著橫幅，可是我在隊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橫幅的內容。隊伍在喊口號，我也聽不懂內容，只是順著聲音重復喊一遍。
同學們似乎也沒看懂內容，我們很興奮，嘰嘰喳喳邊走邊笑，至少同學之間，誰也沒意識到我們在幹什麼。
路過家門口的時候，我跟老師說了一聲，就回家了。這樣下午上課之前，還能玩三個小時。
不久之後，父親很驚慌地告訴我，“我們縣也有人游行了”。我說那就是我們。
絕食前後
一天晚上七點多， 抬頭看了一眼電視機，李鵬在一個公共汽車上看望學生。印象中，這是新聞聯播在“六四”期間，不多的幾次直接播出天安門地區的場景，其他時間都是兩個播音員念稿子。我看到李鵬微笑著，非常親切地詢問學生，公共汽車裡都是吊瓶。 看到李鵬這麼親切慰問學生，我當時在想，看來都緩和了，場面一片祥和。
1989年5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與絕食抗議的學生進行對話。圖為中央電視台1套《新聞聯播》欄目的播出畫面截圖。（圖片來源：Now新聞台）
這件事之後，鄰居就開始議論“我們老了，無所謂了”這樣的年度流行語（注：1989年5月19日，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看望廣場絕食學生，對學生說，“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1989年5月19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美聯社）
清場
就在那幾天，鄰居們議論說黃河大橋上有人阻攔坦克通過。
鄰居們傳來更多的消息，說各地要道上，人民自發阻攔軍隊進京。
那個周末注定要不尋常，周五、周六，鄰居們紛紛議論這兩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學回家寫完了作業，朦朦朧朧就睡著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來，還在床上，父親走過來告訴我，收音機裡《美國之音》廣播說，天安門清場了，坦克進城，開槍鎮壓了。
那個星期天，我心裡充滿著恐懼。
晚上，播音員穿上黑衣服，聲音變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這兩個播音員在說話，沒有學生的鏡頭。
1989年6月4日晚間，《新聞聯播》由杜憲與張宏民主持，播報了北京戒嚴等消息，杜憲（左）當天身著黑衣、語速緩慢，最後以“請大家記住這黑色的日子”作為新聞的結語。（圖片來源：網絡）
通緝
電視上出現了通緝令，播音員不停說某某臉上有麻子什麼的。
六四鎮壓後，中國領導層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通緝民運分子。通緝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勵之夫婦、北京“高自聯”21位學生領袖等。（圖片來源：法新社）
前幾天班主任還說大學生哥哥姐姐們都是好人，現在她笑著跟我們說，“你們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兩個耳光？”
同學們齊聲喊道：“想”。我沒有出聲，我很震驚，老師變臉這麼快。
父親說，縣裡開始追查前幾天游行的事情。
趙紫陽下台
電視上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趙紫陽了，說他犯了重大錯誤。鄰居們也開始指責趙紫陽欺騙學生，說他前幾天剛剛去看望學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鎮壓。
隨後另外一個大背頭上來了，名字很生疏。當時的我，似乎已經很習慣每兩年換一個領導人了，這個背頭估計也是幹兩年吧。
過了幾天，鄧小平在電視上露面。播報內容記不清了，看表情大約是慶祝勝利。
差不多一個月之後，電視上播了一個紀錄片，裡面出現了暴徒燒死解放軍的照片。幾個人在搬運一具燒焦的解放軍屍體。這種畫面，按美國標准都是少兒不宜，第一次看到這麼恐懼的畫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還記得播音員邢質斌厲聲指責“螳臂當車”（注：“六四”之後，央視《新聞聯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長安街孤單阻擋坦克的畫面，主持人喝問：“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這位主持人應該是羅京，而非邢質斌）。
1989年6月5日，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前，一名身穿白襯衫的男子只身阻擋向東行進的解放軍坦克隊。“坦克人”照片成為六四鎮壓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圖片來源：Jeff Widener/AP）
新聞幾乎每天都提趙紫陽的錯誤。而差不多過了半年，也許是十月，新聞聯播突然說了一句“以後不再提趙紫陽的錯誤了”，隨即戛然而止，趙紫陽這個名字果然在新聞聯播裡徹底消失了。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後
隨後的幾年裡，同學們都在議論那天發生的事情。有的同學說，美國的間諜衛星拍下了整個畫面。 坦克壓死了人，軍隊用了機關槍掃射，帳篷都被壓碎了。
大家開始逐漸使用“六四”來指代這件事。“六四”這個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為中共不承認六月四日發生了特殊事件。
大約六年級的時候，老師說，四班同學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後期，我參加了軍訓。我們進了某解放軍王牌坦克軍團營地，爬上了一輛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這輛坦克是不是就是當年堵在黃河大橋上的？是不是就是電視裡那個提著塑料袋的人“螳臂當車”擋住的那輛？ 我不知趣地問了旁邊的教官：“請問這輛坦克進過北京嗎？” 那個軍人不耐煩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來到了美國。第一次從維基百科和海外網站看到了血腥的圖片，我震驚了。後來幾次回國，我爸提議去參觀天安門，我都沒有去。說實話，我不想去那裡，連木樨地地鐵站我都繞著走。
木樨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和海澱區復興路銜接處，是由北京西部外圍地區進入中心城區的要道。木樨地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死傷最為嚴重的地區。圖為六四鎮壓當日的木樨地舊照。（圖片來源：網絡）
十幾年前父親退休了，從組織部調出檔案，我看到裡面有句話說：“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亂’中立場堅定”。當時的宣傳口氣已經是“政治風波”的情況下，內部仍然使用“暴亂”。
現在我逐漸意識到，由於年齡和入學原因，我們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參加過“六四”運動的一代，我們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亡靈。
(二) “六四”余波：清算下的高知家庭
作者 南冥烏鷺
我經歷的“六四”，是我父親在運動後被清算的余波。
1989年時，我剛剛記事兒，住在XX大學老校區的校園裡。我父母都是在這所大學本科畢業後，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師，學問是儕輩中的佼佼者。那時他們都很年輕，甚至比帶的本科生年紀還小。他們攜著年幼的我，和學生們一起參加了游行。（“六四”波及全國，游行活動不限於首都。）父母對我那時的反應津津樂道，說我“看大哥哥大姐姐們喊口號就很激動，剛學會說話也跟著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齡最小的參與者？
1989年5月20日，北京學生和市民圍堵戒嚴部隊。圖為游行群眾攜幼兒與戒嚴軍人交流的舊照。（圖片來源：網絡）
那段時間，我家天天都是煙霧繚繞的。一些我父親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們，在我家圍坐，談論時局變化。因為大家都是歷史、文學、哲學等學科的教師，能從歷史規律中找到些什麼。年幼的我只記得，滿屋子二手煙的氣味，一聲聲的都是唉聲歎氣。
為了平息事態，政府曾公開承諾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內的許多條款，事後都一一毀約了。很多年後，在我懂事之後，家父和我談起這段歲月。我問：“那時候您和叔叔伯伯們都聊什麼呢？”他回答：“當時的情境，其實（我們）是知道完全無望的，也知道沒有抵押的承諾都是扯淡。但參與這件事的學生太多了，事後肯定得追究。必須要保護學生，要不有的學生在學校就留不下來了。”
我父親就是為了保護學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長大在內的巨大代價。“當老師是一門良心活兒”，這句話我聽他說過無數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們為學生們具體做了什麼，我說不上來，也沒機會再問了。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XX大學曾經學養深厚，出過無數大師。也曾試著在1949年隨中華民國合法政府遷往台灣，但遺憾未能成行。因此，該校的立場就讓當局很不放心了。49年後，XX大學被多次拆分，分解為多個學校，遷往全國各地。
借著1989年的運動，政府與該校之間的矛盾爆發了出來。運動中知識分子的情緒有多激烈，運動後的清算就來得有多猛烈。父親這樣向我總結這段歷史：“共產黨是善於‘秋後算賬’的。那時候就想著先糊弄過去，事後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識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現在都不敢說話。”
198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11號，刊文《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議》、《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等。
“六四”之後，XX大學秋後算賬的方式較原先高明了許多，從反右、文革那種“運動”式的，轉為“代理人”模式。也許是前者的名聲太差、執行成本太高，而後者更加隱蔽，便於為本就極少數的發聲者量身定制打擊方案。當時的學校領導會根據運動中的“表現”，在知識分子中篩選出“立場堅定”的積極分子，作為“清算工具”，有針對性地折磨在運動中表現突出的師生。
負責排課的系教研室主任，就是這樣一個關鍵的位置。高校教師靠“教學+科研”兩條腿走路。主任直接打瘸一條，不給你排課。作為助教或講師，再怎麼發論文，也鐵定完不成“教學指標”，就不能評職稱。我父親就是這麼被“整”的。
他的另外幾位年輕同事，雖然有課可上，“科研”這條腿卻被打折了。他們寫的論文，原本足夠讓他們參評副教授，卻被年齡和資歷更老的副教授生生奪去。這種事在學術界本不鮮見，但幾位當事人背著“六四”帶來的政治包袱，因隨時可能到來且不知深淺的“清算”惶惶不可終日。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的人，既沒有膽量也沒有底氣去爭奪正當的論文署名權。
高校領導的意圖是打壓那些和學生“沆瀣一氣”的老師，讓他們在學術界失去話語權。但他們絕不會留下“手諭”，落人話柄，而是讓基層“積極分子”自行揣摩和體會。“悟性高”的人，自然就能步步高升。
更令我父親那輩校友切齒痛恨的是，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借著東風扶搖直上，一路坐上校領導的位子。此前，大家都樂觀地認為，重建國家秩序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經驗，各大校園湧現出許多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學習小組，反而馬列主義眼看奄奄一息。在那時，極少數知識分子卻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堪稱“逆歷史潮流而動”。從後世的眼光來看，更要歎服其“眼光毒辣”。“八九”之後，大陸的大學難免官僚化，更難免在政治上被嚴密監管。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相當負面的作用，蘇聯式管理方式流毒無窮。
支持學生運動的讀書人裡，難道都是些看不透時局的庸碌之輩麼？
飛蛾撲火，知其不可而為之；
螞蟻搬山，曉其艱難亦敢行。
政治流毒：“過關”與恐懼
我母親本就不贊成我父親參與社會活動。發生這樣的事情，讓本就不和諧的夫妻關系更差了。那段時間，他倆是經常吵架的，甚至會當著我的面打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我媽堅持要我爸給系領導送禮。
領導就愛瞧讀書人作踐自己，低頭求饒還有戲。也的確有些老師，通過送禮和自我檢討，在清算運動中“過關”了。（中共歷次運動中，“過關”二字最是金貴，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解脫。）但我父親堅決拒絕了。這意味著，“講師”職稱與他無緣，XX大學他也留不下來。他必須另謀出路，面臨和妻兒分居兩地的局面。
對高校教師而言，那個時代的出路並不多：直接去其他高校謀職的話，他並無人脈根基，況且XX大學不會主動“放人”，檔案不給批就無法調職。（瀆職被開除是一回事，主動放你走可是另一回事，會破壞學校的體面。）改行教中小學倒是不難，很多“六四”被整的讀書人都是這個出路。但他又酷愛學術研究，到了中小學就與學術圈絕緣了。那就只剩下去讀博了——且趁著政治的影響力剛被削弱，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領域還是淨土。
當時政策是允許本科生學歷直接去考博士的。另有一位我之前稱呼“叔叔”，後來改口稱呼“先生”的老師，也選擇了這條路。他在運動中是中堅力量，為人坦蕩。有人勸他事後盡快出國，他覺得自己做事從不虧心，無不可對人言。再說學中華文史專業的學者，離開中國之後能去哪兒？
先生連考三年不中。有好心人點撥他，說他的個人檔案被標記過了，沒學校敢要的。（在大陸，個人檔案從小學開始記錄，隨工作調動。每一任老師和領導都會填寫評語，尤其側重“政治覺悟”。但本人無權查看。）先生憤而前往一位領域內泰斗門下自薦。這位教授起了愛才之心，願憑著學術影響力為他擔保。先生這才在學術界有了一席之地。這等學林佳話，放在今日任何一所高校，也是天方夜譚了。
我問過我父親，為何要如此趕盡殺絕？事兒都過去了，何必損害政府聲譽和信用，與知識分子過不去，意義何在？我父親用戲謔的口吻講：“那不是殺雞給猴兒看，讓你害怕麼。你害怕就不敢亂說了。下次再有啥事兒，你也就乖乖閉嘴往後躲了。”
運動後，政治清算帶來的恐懼感，也是流毒之一。我父親本科時最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我稱呼“師爺”的，在90年代初因病故去，留下了大量未發表的遺稿和書信。但他的兒女們已經是運動的驚弓之鳥，也都不從事文科行業，既不清楚裡面有沒有“埋雷”，自己還讀不懂，又不放心交給別人審……索性一把火全燒了！老先生晚年的學術精華，盡付劫灰！我父親每每談及此事，難過得捶胸頓足！
缺席的父親，正義的榜樣
講真，在我讀本科之前，是不怎麼在意那個遙遠廣場上究竟發生過什麼的。我只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在乎什麼時候寒暑假？爸爸能回來陪我幾天？
那時的博士是非常稀罕的。我父親考中，讓那群領導著實堵心了一回。他也出了一口惡氣。在他博士畢業後，XX大學原單位的新任領導班子向他伸出過橄欖枝，他愣是沒接。
父親用了十六年，才從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小村子裡走出來。他童年時跟著我爺爺要過飯，他的一個妹妹是餓死夭折的。他本科畢業就沒選擇回村發展，又用了四年才離開XX大學，又怎麼可能想回去？哪怕一輩子都和妻兒兩地分居，那也就如此吧。
我爸算是跳出火坑了，我媽和我的煉獄才剛剛開始。從他備考開始，我家就一直是我媽一個人買菜、做飯、洗衣服、接送我，另一邊還要忙著上課和科研。中國是男權社會，家裡沒有男人，我媽在單位就各種受氣。但她和我爸一樣是要強的脾氣，硬是憑著過硬的學術成果評上了教授——只是額外花費了很多年。如果我父親在家的話，她本不必吃這麼多苦的。
我更慘。我上的一直是該大學附屬幼兒園和小學，同學之間都曉得對方爸媽是幹嘛的。只要對方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惡意就是不加掩飾的。至於某些教師，在確定不會有孩子爸爸來學校鬧事的情況下，也挺放飛自己的。
這些，都是“六四”給我的家庭帶來的震蕩。我小時候怪過他，責備他為何不陪我，為何不能陪我上學、放學、吃飯、出去玩。現在卻覺得，我父親給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人生的第一要務是實現自我價值，不能成為任何人的附庸。這個榜樣遠遠比陪伴重要。
所以我從沒問過他，當時為啥不願意向當權者低頭解決問題，這和問“人餓急了為啥不去吃屎”一樣。有些事兒就是不能幹，為了啥都不能幹。
孩子長大的過程，是需要父親在身邊的。我父親缺席了。即使是我中考和高考前後，他也只是打個長途電話而已。但我身邊不缺“父親”的角色。有位我父親的摯友，我稱呼“伯伯”的，在文革時期曾以學生身份非常活躍。我父親描述為“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在“六四”中，他卻堅定地站在了正義的一邊。
這位伯伯已然仙逝。就像我父親待學生如子，伯伯在世時，也拿我當親兒子看。我父親遠赴外地求學和工作時，每每是伯伯耳提面命，鞭策我讀書上進，還經常把我喊到家吃飯聊天。只是那時，我還沒在學術上入門，很多話都還沒來得及問，或者說不知道具體是該怎麼問。現在只能悔恨自己讀書太少，太遲。
後記
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寫成文章，在我百年後，我的子孫可能就說不清這段掌故了。
拙作的讀者們，如果有機會接觸到“六四”親歷者，請珍稀每一次提問的機會。莫要覺得來日方長，每一位歷史當事人離世，都是一段歷史的湮滅。到那時候，可就只會剩下“正確的集體記憶”了啊。
(三) 翻牆向女兒講述“八九”：我們永不忘記
作者 glacier
我生於1983年，“六四”時，還是一個懵懂的孩子。但是，關於六四的記憶卻相對較早。
我出生於河南省信陽市的一個村莊，老家的房子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建造的。正房是三間瓦房。為了節約成本，房內沒有磚牆分割，正廳和主臥之間的隔牆，是以竹子為骨架，麻稈為主材編織而成的。在正廳一側以報紙覆蓋，再貼上一些年畫作為裝飾，年畫的內容通常是一些電視劇的劇照和劇情梗概。
我上小學二三年級時，開始閱讀那些報紙。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民日報》，報紙內容有兩大主題：“六四”事件和海灣戰爭。當然，關於“六四”事件的報道，多數是關於所謂“共和國衛士英勇事跡”的謊言，還有一些抗議歐美幹涉和總結經驗教訓的文章。雖然帶有一些疑惑，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無力分辨其中的是非，大體是接受了報紙上的說法。這些謊言就是我關於六四事件的最早記憶。
1989年7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予劉國庚等十烈士“共和國衛士”稱號。“共和國衛士”前後共有5批，37人。隨著六四成為敏感詞，有關“共和國衛士”的相關宣傳逐漸淡化。（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初中階段，偶爾也聽同學提到過，當年坦克開上了北京街頭，民眾血流成河。當時第一反應是無法相信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等到我上了大學，有一次在同學的電腦上第一次看到了柴玲的訪談，當時的我依然半信半疑。直到2008年前後，我接觸到了海外法輪功組織制作的無界瀏覽軟件，登上了Twitter和“天安門母親”網站，在博客上也看到了李劍芒紀念遇難同學郝致京的文章，才對這一事件有了全面、系統的了解。
“天安門母親”運動是由六四事件遇害者家屬組成的維權團體及其相關活動，主要發起者為六四事件遇害者蔣捷連之母、中國人民大學前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約始於2000年初。（圖片來源：“天安門母親”網站首頁截圖）
這一時期也是我在思想上全面覺醒的階段。此前雖然也有因為腐敗太過嚴重而拒絕入黨的經歷，但是，由於多年的歷史、政治方面的毒化教育，對這個國家和政黨的罪惡缺乏足夠的認識。此時網絡信息審查還有很多漏洞，從牆內的個人博客和牆外的眾多網站得到的信息刷新了我的三觀。
在這一階段，我做了幾件事情：一、通過互聯網聯系到陽光公益組織，與他們一起探訪了北京南站附近的訪民，近距離觀察了他們的生存狀態；二、注冊了一個境外郵箱，成為“零八憲章”的第十八批簽名者之一；三、通過個人博客轉發了一些關於劉曉波的信息，最終導致博客被封；四、向身邊的同事傳播自由民主的理念，回應寥寥。
《零八憲章》是由憲政學者張祖樺負責起草、劉曉波等人修改並由303位各界人士於2008年12月9日首批簽署的一份宣言，呼吁中國當局改革政治體制，踐行民主、共和、憲政等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零八憲章》發表後，劉曉波、劉賢斌等部分起草人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落獄。2017年，劉曉波在服刑中罹獲肝癌醫治無效離世。截止2018年，根據“零八憲章”簽名整理小組的統計，共計有一萬五千多人簽署了_《零八憲章》_。（圖片來源：“零八憲章”網站截圖）
後來，博客逐漸衰落，“大V”各奔前程，GFW（中國網絡防火牆）日漸強大到我已無力翻越，經濟的發展讓人產生了明天會更好的幻覺。我也離開了北京，定居在南方小城，每天為柴米油鹽奔波。但是，每到這一天，我依然會轉發這麼一張照片“為了自由，向法西斯蒂沖鋒！”
2020年以來，逼仄的政治環境、崩潰的經濟讓我又一次有了翻越GFW的想法。得益於微博上一位博主推薦的代理服務器，我重新連接上了牆外的世界。
我對著YouTube的紀錄片和“天安門母親”網站上的圖片，向我的女兒講述了這一切。在觀看捷克民主化進程的視頻時，我由“七七憲章”聯想到“零八憲章”，由哈維爾聯想到劉曉波，由天鵝絨革命聯想到“六四”，忍不住悲從中來，愴然涕下。
“白紙運動”被捕者、活動家夏巢川在日內瓦民主人權峰會的發言中說，“他們希望我們忘記。他們希望我們對發生在自己土地上的事情視而不見。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但我們的聲音不會被壓制。我們的存在永遠不會被審查。”
2024年5月，青年活動家夏巢川於“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上公開講述自己在“白紙運動”中被拘捕的經歷。（圖片來源：夏巢川推特賬號@karasu_ga_warau）
是的，我們會將他們的罪惡一代代地傳下去，我們永不忘記！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無評論不新聞，發表一下您的意見吧| 分享: |
| 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