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突發急病,醫生為何選擇不救?
乘務員接受過專業的救急培訓，在使用藥物等方面也需格外謹慎/《向風而行》劇照
原因之一就是，乘務人員沒有醫療資質，只能廣播尋求有資質的醫生，協助他們提供幫助。小雯說，只要航班上有醫生響應廣播，他們會第一時間請醫生出示證件，全程記錄施救過程，之後還要讓醫生簽字、留下聯系方式，證明一切是“依照醫囑操作”，萬一有人投訴，他們能有證據自保。
這讓乘務員和醫生都陷入到了尷尬境地。遇到有人尋求幫助，出於善心，都想施以援手，可一旦涉及到追責問題，雙方又有同樣的顧慮，“有一個小小的毛病被人抓住，那就是全盤皆輸”，最終受損的，是患者本身。
小雯說，假如某天沒人響應尋醫廣播，乘務員只能盡最大能力提供基礎服務和常規救助行為（如心肺復蘇），其它“什麼都做不了”。除非涉及生命安全的程度，飛機才會考慮緊急備降，但在大多數時候，飛機無法中斷行程，患者只能熬到落地再說。
04
誰能來擔責？
如果說在公共交通中，醫生和乘務員的最大顧慮，是一不小心成了責任主體，那麼，要想真正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地施救，就必須在制度層面引入一個強有力的第三方保障機制。救人，不能只靠情懷和口號，更要讓當事人心裡清楚，一旦事情演變成糾紛，有人會為他們撐起法律和程序的防火牆。
小雯最近剛轉到一家國外航空公司，她告訴南風窗，相比之下，外航在應對突發醫療情況時的流程更加清晰，也更有底氣。如果旅客需要用藥，只要簡單確認對方是否有藥物過敏史，就可以發放常用藥品，包括退燒藥、止痛片，甚至部分精神疾病用藥。
這背後有一個關鍵的支撐點——地面醫院的實時支持。小雯透露，大多數外航都與醫院簽有合作協議，一旦旅客出現身體不適，乘務員可以通過無線系統聯系地面醫生，由醫生判斷是否用藥、用多少，乘務員照做即可。整個過程會被記錄在案，不需要誰為判斷失誤單獨負責，也沒有人被迫“自證清白”。
大多數外航都與醫院簽有合作協議，一旦旅客出現身體不適，乘務員可以通過無線系統聯系地面醫生/《向風而行》劇照
相比之下，國內雖然也出台了相關法律保護施救者，但漏洞仍然存在。
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劉穎律師指出，如果救助行為存在“重大過失”，比如明顯違反醫學常識或操作錯誤，仍有可能面臨賠償責任。但所謂“重大過失”，在法律中並沒有一個清晰、統一的定義。急救現場又往往混亂、條件有限，醫生很難在事後完美復原當時的處置過程，一旦受助方事後反咬一口，醫生將會陷入“有理說不清”的境地。
此外，目前我國法律對於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豁免規定也較模糊，一些細節地帶存在爭議，像退休醫生、非本專業醫生出手急救時，是否受到同等保護，也缺乏明確界定。
在這種背景下，施救者該如何自保？劉穎律師提了些建議，比如，在缺乏監控設備的場景，施救者可以用手機錄音，記錄患者的意識狀態、呼吸情況及周圍人的描述；並且邀請在場證人，用他們自己的手機拍攝施救過程，並留下聯系方式；也可以借助“平安好醫生”等第三方平台，實時上傳救治記錄，形成帶時間戳的電子證據。此外，保留用過的藥品安瓿、器械包裝等物證，也有助於後續專業鑒定。
在劉穎看來，未來在制度保障上也應該進一步著手完善。比如，應該清楚地劃定什麼叫“重大過失”，把救人時的“合理行為”和“嚴重失誤”區分開來。同時，還要設立反誣告機制，一旦有人惡意指控施救者，就必須承擔懲罰性的賠償責任，不能讓醫生在善意救人後被反咬一口。她還建議推行急救行為備案制，施救結束後，醫生可以通過衛健委平台事後報備，作為將來舉證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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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就是，乘務人員沒有醫療資質，只能廣播尋求有資質的醫生，協助他們提供幫助。小雯說，只要航班上有醫生響應廣播，他們會第一時間請醫生出示證件，全程記錄施救過程，之後還要讓醫生簽字、留下聯系方式，證明一切是“依照醫囑操作”，萬一有人投訴，他們能有證據自保。
這讓乘務員和醫生都陷入到了尷尬境地。遇到有人尋求幫助，出於善心，都想施以援手，可一旦涉及到追責問題，雙方又有同樣的顧慮，“有一個小小的毛病被人抓住，那就是全盤皆輸”，最終受損的，是患者本身。
小雯說，假如某天沒人響應尋醫廣播，乘務員只能盡最大能力提供基礎服務和常規救助行為（如心肺復蘇），其它“什麼都做不了”。除非涉及生命安全的程度，飛機才會考慮緊急備降，但在大多數時候，飛機無法中斷行程，患者只能熬到落地再說。
04
誰能來擔責？
如果說在公共交通中，醫生和乘務員的最大顧慮，是一不小心成了責任主體，那麼，要想真正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地施救，就必須在制度層面引入一個強有力的第三方保障機制。救人，不能只靠情懷和口號，更要讓當事人心裡清楚，一旦事情演變成糾紛，有人會為他們撐起法律和程序的防火牆。
小雯最近剛轉到一家國外航空公司，她告訴南風窗，相比之下，外航在應對突發醫療情況時的流程更加清晰，也更有底氣。如果旅客需要用藥，只要簡單確認對方是否有藥物過敏史，就可以發放常用藥品，包括退燒藥、止痛片，甚至部分精神疾病用藥。
這背後有一個關鍵的支撐點——地面醫院的實時支持。小雯透露，大多數外航都與醫院簽有合作協議，一旦旅客出現身體不適，乘務員可以通過無線系統聯系地面醫生，由醫生判斷是否用藥、用多少，乘務員照做即可。整個過程會被記錄在案，不需要誰為判斷失誤單獨負責，也沒有人被迫“自證清白”。
大多數外航都與醫院簽有合作協議，一旦旅客出現身體不適，乘務員可以通過無線系統聯系地面醫生/《向風而行》劇照
相比之下，國內雖然也出台了相關法律保護施救者，但漏洞仍然存在。
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劉穎律師指出，如果救助行為存在“重大過失”，比如明顯違反醫學常識或操作錯誤，仍有可能面臨賠償責任。但所謂“重大過失”，在法律中並沒有一個清晰、統一的定義。急救現場又往往混亂、條件有限，醫生很難在事後完美復原當時的處置過程，一旦受助方事後反咬一口，醫生將會陷入“有理說不清”的境地。
此外，目前我國法律對於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豁免規定也較模糊，一些細節地帶存在爭議，像退休醫生、非本專業醫生出手急救時，是否受到同等保護，也缺乏明確界定。
在這種背景下，施救者該如何自保？劉穎律師提了些建議，比如，在缺乏監控設備的場景，施救者可以用手機錄音，記錄患者的意識狀態、呼吸情況及周圍人的描述；並且邀請在場證人，用他們自己的手機拍攝施救過程，並留下聯系方式；也可以借助“平安好醫生”等第三方平台，實時上傳救治記錄，形成帶時間戳的電子證據。此外，保留用過的藥品安瓿、器械包裝等物證，也有助於後續專業鑒定。
在劉穎看來，未來在制度保障上也應該進一步著手完善。比如，應該清楚地劃定什麼叫“重大過失”，把救人時的“合理行為”和“嚴重失誤”區分開來。同時，還要設立反誣告機制，一旦有人惡意指控施救者，就必須承擔懲罰性的賠償責任，不能讓醫生在善意救人後被反咬一口。她還建議推行急救行為備案制，施救結束後，醫生可以通過衛健委平台事後報備，作為將來舉證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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