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匿的殺洋盤:"領導說是幫外國用戶保管虛擬幣"
周駿還發現，其他同事大多有同鄉、同學或朋友關系，有的看起來才剛成年。當時只有周駿一人，是從Boss直聘App上找到這家公司的，招聘崗位描述為“跨境電商的客服銷售”。時隔一年多，周駿稱，已找不到該公司當時的招聘信息。
周駿大專學習工科，對口就業方向是進廠成為一名產業工人，與機器設備打交道。但他想坐辦公室，又覺得過了英語四級，想試試外貿，運營、客服、銷售等沒有專業門檻的崗位正好適合他。
投出簡歷沒多久，上述公司就邀請周駿來面試。公司規模不大，只有20人左右，天花板上掛著不同國家的、五顏六色的國旗，辦公室全是辟裡啪啦打字的年輕男性，占據了天匯大廈裡的一個小格子間。面試官問的問題不算多，包括周駿是否了解跨境貿易，是否會使用海外社交賬號等。提交完身份證信息，他很快入職了。
這家公司有“精聊部門”與“合約部門”，周駿一開始去的是“精聊部門”，需要與外國人一對一聊天，但試用期結束，他擔心直接從事詐騙，便選擇轉崗去“合約部門”，成為私域聊天軟件WhatsApp群內的“托”，負責推波助瀾、鼓動用戶往App裡充錢，每月拿4000元固定工資。
“合約部門”更像是廣撒網，有專門的工作人員把從上游供應商處買到的電話號碼、或者通過投流廣告前來咨詢的用戶拉進WhatsApp群，每個群約300人，他們拉了約100個群。周駿也拿到了新的“話術本”，他的新人設是投資者，在群內烘托氣氛，告訴其他人自己跟隨App內的投資專家得到了許多回報。但實際上，那位號稱來自摩根斯坦利的投資專家是周駿的同事，App由另一位同事維護。App背後的公司，只是他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冊的一家用來走賬的空殼公司，只有老板能看到用戶往這個App投了多少錢。
與“精聊”更高的提成相比，“合約”部門的提成稍微低一些，為20%。兩個部門最終都需要把潛在受害人引入App。至於何時“殺”，則由團隊小領導決定。周駿剛來沒多久，就經歷了一次。“殺洋盤”收盤時，老板請部門所有人在公司附近的宵夜檔吃了頓飯當做慶祝。“後台有3個比特幣，按當時一個比特幣6萬美元的價格來算，收了一百多萬元（人民幣）的樣子。”
遇上收盤或者發現金，周駿都會覺得這一切“太誇張了”。擔心高收益背後的高風險，他本打算2024年春節後再找一份新工作，但3月一天夜裡，辦公室突然來了一伙陌生人，要求老板出面協調團隊“分贓不均”的問題，否則便報警。後來那伙人真的報了警，當天，除了沒有來辦公室的老板，其余人都被帶去了派出所。
因為僅是一名基層員工，且證據不足以定罪，周駿在派出所待了不到24小時便被放了出來。自那之後，他徹底離開這家公司，還一並更換了電話卡，希望與這段經歷作別，“就好像一場夢醒了”。
天匯大廈內部。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 攝
“感覺奇怪，不敢多問”
周駿經歷的，正是“殺洋盤”的一種典型模式：在虛假的投資系統裡，給被害人營造盈利假象，盡可能地讓被害人投入更多錢。
美國華裔Clara就是這一模式的受害者。她2023年從社交平台LinkedIn認識一位“投資人”後，被對方介紹到一個投資虛擬貨幣的網站，以為在此交易就能獲得收益。Clara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做過比特幣投資，知道如何操作，直到發現無法在虛假網站裡提取收益時，她已投入3個比特幣。“就是騙我們這種好像比較懂，覺得自己不會被騙的人。”
除了虛假投資，“殺洋盤”騙取受害者錢財的模式，還有在海外建立資金盤，以及“殺豬盤”裡常見的兼職、刷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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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駿大專學習工科，對口就業方向是進廠成為一名產業工人，與機器設備打交道。但他想坐辦公室，又覺得過了英語四級，想試試外貿，運營、客服、銷售等沒有專業門檻的崗位正好適合他。
投出簡歷沒多久，上述公司就邀請周駿來面試。公司規模不大，只有20人左右，天花板上掛著不同國家的、五顏六色的國旗，辦公室全是辟裡啪啦打字的年輕男性，占據了天匯大廈裡的一個小格子間。面試官問的問題不算多，包括周駿是否了解跨境貿易，是否會使用海外社交賬號等。提交完身份證信息，他很快入職了。
這家公司有“精聊部門”與“合約部門”，周駿一開始去的是“精聊部門”，需要與外國人一對一聊天，但試用期結束，他擔心直接從事詐騙，便選擇轉崗去“合約部門”，成為私域聊天軟件WhatsApp群內的“托”，負責推波助瀾、鼓動用戶往App裡充錢，每月拿4000元固定工資。
“合約部門”更像是廣撒網，有專門的工作人員把從上游供應商處買到的電話號碼、或者通過投流廣告前來咨詢的用戶拉進WhatsApp群，每個群約300人，他們拉了約100個群。周駿也拿到了新的“話術本”，他的新人設是投資者，在群內烘托氣氛，告訴其他人自己跟隨App內的投資專家得到了許多回報。但實際上，那位號稱來自摩根斯坦利的投資專家是周駿的同事，App由另一位同事維護。App背後的公司，只是他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冊的一家用來走賬的空殼公司，只有老板能看到用戶往這個App投了多少錢。
與“精聊”更高的提成相比，“合約”部門的提成稍微低一些，為20%。兩個部門最終都需要把潛在受害人引入App。至於何時“殺”，則由團隊小領導決定。周駿剛來沒多久，就經歷了一次。“殺洋盤”收盤時，老板請部門所有人在公司附近的宵夜檔吃了頓飯當做慶祝。“後台有3個比特幣，按當時一個比特幣6萬美元的價格來算，收了一百多萬元（人民幣）的樣子。”
遇上收盤或者發現金，周駿都會覺得這一切“太誇張了”。擔心高收益背後的高風險，他本打算2024年春節後再找一份新工作，但3月一天夜裡，辦公室突然來了一伙陌生人，要求老板出面協調團隊“分贓不均”的問題，否則便報警。後來那伙人真的報了警，當天，除了沒有來辦公室的老板，其余人都被帶去了派出所。
因為僅是一名基層員工，且證據不足以定罪，周駿在派出所待了不到24小時便被放了出來。自那之後，他徹底離開這家公司，還一並更換了電話卡，希望與這段經歷作別，“就好像一場夢醒了”。
天匯大廈內部。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 攝
“感覺奇怪，不敢多問”
周駿經歷的，正是“殺洋盤”的一種典型模式：在虛假的投資系統裡，給被害人營造盈利假象，盡可能地讓被害人投入更多錢。
美國華裔Clara就是這一模式的受害者。她2023年從社交平台LinkedIn認識一位“投資人”後，被對方介紹到一個投資虛擬貨幣的網站，以為在此交易就能獲得收益。Clara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做過比特幣投資，知道如何操作，直到發現無法在虛假網站裡提取收益時，她已投入3個比特幣。“就是騙我們這種好像比較懂，覺得自己不會被騙的人。”
除了虛假投資，“殺洋盤”騙取受害者錢財的模式，還有在海外建立資金盤，以及“殺豬盤”裡常見的兼職、刷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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