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匿的殺洋盤:"領導說是幫外國用戶保管虛擬幣"
資金盤又稱“互助盤”，操盤手允諾收益，不斷拉人“投資”，用新人的投入填補老投資者的利息，直到崩盤，本質上是龐氏騙局。南方周末記者以同行交流名義聯系上阿強（化名），他稱在過去幾年做過這種模式的“殺洋盤”。
2024年4月前，他所在的團隊做過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資金盤。“（參與者）按收盤結余來算錢，（模式）像金字塔一樣，必須要拉人頭。”阿強記得，南非盤的參與者大約有1000人，印度盤約有13000人。作為基層業務員，他每拉一單，結算時能得到10%的提成。
不同於阿強的主動參與，一些從業者屬於誤入“殺洋盤”。
“會發擦一點邊的照片，分享自己的生活。”2023年9月，大專畢業生常旭（化名）入職一家跨境電商公司，擔任“引流客服”。常旭也是工科專業學生，就業考慮與周駿類似。入職後，公司給他配發了5部手機，讓他經營Instagram和Facebook上的賬號。
常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賬號此前也由公司掌控，人設都是來自歐洲的年輕富裕白人女性。他每天像經營朋友圈一樣，發幾張公司提供的照片。每當有用戶主動點贊、私聊，他就依照“話術本”與對方聊天，並讓對方加上由公司“銷售部門”控制的WhatsApp賬號。
銷售部門每加上一個用戶，常旭就拿一份提成。可他並不知道公司到底在賣什麼產品。他問經理，對方的回答總是模糊不清。“每天搞這些感覺很奇怪，有點像詐騙，我就沒幹了，但也不敢多問。”
如果銷售部門做的是電信詐騙，常旭的“引流”工作就是行業裡俗稱的“粉商”，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或詐騙罪。這超出了他的認知，“沒想過上個班還能被抓”。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在“殺洋盤”犯罪網絡中，公司會嚴格控制基層員工了解更多組織信息，員工會被指派去完成單一的、重復性任務，更多資源則被上層管理人員掌握。“基層員工很像是犯罪工具。”一位熟悉“殺洋盤”及相關產業鏈的從業人員李菲（化名）說。
周駿在工作中得知，如果有人做得好，可以“分出去單幹”，這意味自己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詐騙團隊，共享原有的操作平台，給公司上交提成。周駿的直屬領導代號為“Micheal”，管理公司大小事務。Micheal往上是老板“力哥”，他只與Micheal聯絡，很少在辦公室出現，“至於‘力哥’的上線我們只能道聽途說，據說是與緬北的人聯絡的”。
這一情況得到阿強的印證。他說自己與公司老板是同鄉，但老板也有上級。“據說他（老板上級）是從緬北回來後學了這套（指“殺洋盤”），他自己不做，只做抽點代理，同時投資好多個盤。”阿強沒怎麼見過這個上級，只看見有一次老板換了泰達幣後，找他當面兌換現金。
阿強愛賺錢，也想賺錢，他說自己也想去國外繼續幹這行，但沒有門路，出去也沒人帶。在一些社交平台的評論區，總會有一些賬號在談論“殺洋盤”等詐騙工作的頁面下留言“求帶”“求指路”。
南方周末記者以求職學生的名義給這些賬號留言，詢問他們的想法。一個賬號回復說：“我是因為資源不行。（你）進一家公司先做著，積累經驗，等同事離職，問他們去哪家公司做，好不好做，選擇就多了。”談到這種工作如果涉及違法要怎麼辦時，對方回答，這是風險問題，“被抓就是一鍋端。”
湖南瀛啟律師事務所律師龍意在看守所會見參與“殺洋盤”的當事人時，會覺得他們有一種“僥幸和逃避”。龍意歸納，這些當事人多為犯罪組織裡的基層人員，出身農村，年齡不大，家庭條件普通，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不少當事人甚至還產生“騙外國人的錢不犯法”“這是愛國行為”的錯誤想法。
報案難，取證難
廣東南方福瑞德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凱代理過多起“殺洋盤”案件。在他看來，一些詐騙分子已經形成了做黑灰產的路徑依賴，但近年面向國內的電信詐騙越來越難做，他們就把原來用於詐騙中國人的套路改用在外國人身上。與“殺豬盤”不同的是，“殺洋盤”的被害人由於在境外，難以向國內警方報案，因此這類案件的線索往往來源於公安機關主動排查或內部員工舉報。
鄧凱分析，在司法實踐中，“殺洋盤”面臨取證難的困境：“沒有被害人報案，就很難證明他們（指被害人）是被騙而不是自願。行騙時雙方使用虛擬貨幣也難以追查。有的犯罪分子還會有意定期刪除聊天記錄，改換辦公地點、交易平台和支付賬戶，因此即便有的公司做了挺久，也可能難以查明具體的涉案金額。”
在裁判文書網以“殺洋盤”“詐騙外國人”為關鍵詞，可檢索出超過40篇判決書。它們來自福建、湖南、廣西、山東等省份的基層法院。這些團伙有的在境外犯案，也有的在境內犯案。與境外的電詐園區相比，國內詐騙公司的規模會很小，通常一家公司不超過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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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前，他所在的團隊做過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資金盤。“（參與者）按收盤結余來算錢，（模式）像金字塔一樣，必須要拉人頭。”阿強記得，南非盤的參與者大約有1000人，印度盤約有13000人。作為基層業務員，他每拉一單，結算時能得到10%的提成。
不同於阿強的主動參與，一些從業者屬於誤入“殺洋盤”。
“會發擦一點邊的照片，分享自己的生活。”2023年9月，大專畢業生常旭（化名）入職一家跨境電商公司，擔任“引流客服”。常旭也是工科專業學生，就業考慮與周駿類似。入職後，公司給他配發了5部手機，讓他經營Instagram和Facebook上的賬號。
常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賬號此前也由公司掌控，人設都是來自歐洲的年輕富裕白人女性。他每天像經營朋友圈一樣，發幾張公司提供的照片。每當有用戶主動點贊、私聊，他就依照“話術本”與對方聊天，並讓對方加上由公司“銷售部門”控制的WhatsApp賬號。
銷售部門每加上一個用戶，常旭就拿一份提成。可他並不知道公司到底在賣什麼產品。他問經理，對方的回答總是模糊不清。“每天搞這些感覺很奇怪，有點像詐騙，我就沒幹了，但也不敢多問。”
如果銷售部門做的是電信詐騙，常旭的“引流”工作就是行業裡俗稱的“粉商”，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或詐騙罪。這超出了他的認知，“沒想過上個班還能被抓”。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在“殺洋盤”犯罪網絡中，公司會嚴格控制基層員工了解更多組織信息，員工會被指派去完成單一的、重復性任務，更多資源則被上層管理人員掌握。“基層員工很像是犯罪工具。”一位熟悉“殺洋盤”及相關產業鏈的從業人員李菲（化名）說。
周駿在工作中得知，如果有人做得好，可以“分出去單幹”，這意味自己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詐騙團隊，共享原有的操作平台，給公司上交提成。周駿的直屬領導代號為“Micheal”，管理公司大小事務。Micheal往上是老板“力哥”，他只與Micheal聯絡，很少在辦公室出現，“至於‘力哥’的上線我們只能道聽途說，據說是與緬北的人聯絡的”。
這一情況得到阿強的印證。他說自己與公司老板是同鄉，但老板也有上級。“據說他（老板上級）是從緬北回來後學了這套（指“殺洋盤”），他自己不做，只做抽點代理，同時投資好多個盤。”阿強沒怎麼見過這個上級，只看見有一次老板換了泰達幣後，找他當面兌換現金。
阿強愛賺錢，也想賺錢，他說自己也想去國外繼續幹這行，但沒有門路，出去也沒人帶。在一些社交平台的評論區，總會有一些賬號在談論“殺洋盤”等詐騙工作的頁面下留言“求帶”“求指路”。
南方周末記者以求職學生的名義給這些賬號留言，詢問他們的想法。一個賬號回復說：“我是因為資源不行。（你）進一家公司先做著，積累經驗，等同事離職，問他們去哪家公司做，好不好做，選擇就多了。”談到這種工作如果涉及違法要怎麼辦時，對方回答，這是風險問題，“被抓就是一鍋端。”
湖南瀛啟律師事務所律師龍意在看守所會見參與“殺洋盤”的當事人時，會覺得他們有一種“僥幸和逃避”。龍意歸納，這些當事人多為犯罪組織裡的基層人員，出身農村，年齡不大，家庭條件普通，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不少當事人甚至還產生“騙外國人的錢不犯法”“這是愛國行為”的錯誤想法。
報案難，取證難
廣東南方福瑞德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凱代理過多起“殺洋盤”案件。在他看來，一些詐騙分子已經形成了做黑灰產的路徑依賴，但近年面向國內的電信詐騙越來越難做，他們就把原來用於詐騙中國人的套路改用在外國人身上。與“殺豬盤”不同的是，“殺洋盤”的被害人由於在境外，難以向國內警方報案，因此這類案件的線索往往來源於公安機關主動排查或內部員工舉報。
鄧凱分析，在司法實踐中，“殺洋盤”面臨取證難的困境：“沒有被害人報案，就很難證明他們（指被害人）是被騙而不是自願。行騙時雙方使用虛擬貨幣也難以追查。有的犯罪分子還會有意定期刪除聊天記錄，改換辦公地點、交易平台和支付賬戶，因此即便有的公司做了挺久，也可能難以查明具體的涉案金額。”
在裁判文書網以“殺洋盤”“詐騙外國人”為關鍵詞，可檢索出超過40篇判決書。它們來自福建、湖南、廣西、山東等省份的基層法院。這些團伙有的在境外犯案，也有的在境內犯案。與境外的電詐園區相比，國內詐騙公司的規模會很小，通常一家公司不超過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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