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杀洋盘:"领导说是帮外国用户保管虚拟币"
最早的案例来自2019年湖南省道县，姜某为首的14人，以跟着“投资专家”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诈骗了55名外国人共51.9万美元。
2022年后，“杀洋盘”的俗称开始集中出现在法律文书里。犯罪团伙的行为，也呈现了新的变化：波及范围更大，一个案子中，可能会有数千甚至过万外国人接收过诈骗信息；诈骗金额更多，有的案件查明的诈骗金额可达数千万元；目标范围更广，被害人所在地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但另一方面，这些文书中不一定能看见被害人的证言，有的判罚也是以发送信息的条数来给被告人定罪。
邓凯解释，这也与这类案件在侦办时一些证据比较难获取有关。“以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的次数来定罪时，法院会认定成犯罪未遂，这类人判得相对比较轻，但如果能够查明他们的获利金额，就可以往重的方向来判。”
3份由重庆一中院在2024年做出的终审判决，描摹了“杀洋盘”骗局的大致轮廓。案件中的骗局开始于2022年2月，案发于2023年3月，一年时间里，该组织前后通过3个虚假交易平台，吸引印度籍被害人咨询、投资，最后骗取钱财合人民币四千余万元。
提成最多的人是平台方，达40%。他的任务是提供网络平台、诈骗话术，以及将诈骗所得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并转移至国内的资金结算通道。判决书显示，平台方人士2022年2月曾居住在湖北，使用化名，截至2024年12月尚未到案。
排名第二的股东是该案共犯。他平时与平台方对接，占股25%。这起案件中，他的任务是招募、组织人员实施诈骗，并带队前往湖北平台方处学习诈骗的方法。
团队经理是第三大股东，占股15%。他与二股东一起招募、组织人员，并负责团队日常管理。此外，该团队还有负责后勤保障、管理业务员的股东若干，占股3%-5%不等。
一年多时间里，不断有新人加入，整个组织也随之裂变：3人在二、三股东的联系和邀请下，开始学习诈骗的模式和技巧，并新组建了3支团队。这3支团队与原团队一起共用虚假交易平台，在新团队里，两位股东又能占有12.5%-15%不等的股份，而这3支新团队又骗取了印度籍人员钱财合计1020余万元。
2025年4月，南方周末记者联系该案多位辩护律师，但截至发稿，未获对方回复。
河南见素律师事务所律师郭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杀洋盘”的犯罪组织里，真正的头目、上游人员很难被追踪到，因为他们一般通过难以追溯真实身份的匿名社交软件联络。当犯罪窝点被端时，被抓到的通常是基层员工，他们可能获利相对较少，但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犯罪链条细密、专业，犯罪协作性强、分工明确，形成了分工合作、彼此依赖、利益共享的诈骗犯罪集团。”山东菏泽法院在2025年4月的通报中这样总结“杀洋盘”的行为特征。
逃避追踪与加强监管
虚拟货币在不同平台与国家间流转，也让犯罪变得更难追踪。
Clara在美国被骗后，曾想在美国起诉追踪比特币的平台方，申请冻结对应账户，拿回被骗的财产，但并未成功。2025年，她和其余150名被害人又准备去英国立案。这批受害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不同国家，有人甚至被骗超过百万美元。Clara说，被骗的虚拟货币经过了不同的平台和几十个电子钱包，有的还与合法的虚拟货币混在一起，“查到钱如何流通、去了哪里没有用，问题在于要怎么拿回来。”
南方周末记者从李菲、邓凯以及一位反诈志愿者处了解到，“杀洋盘”的上下游其实还涉及更多产业：海外社交账号的注册和买卖、电话卡开设和买卖、诈骗App和平台的开发与包装、“人设”照片的获取、广告在线上与线下的投放和获客、海外用户个人信息的盗取和泄露、海外公司和银行账户的开设、洗钱和现金兑换等。
在近年中国打击电信诈骗零容忍的态势下，一些团队主要成员为逃避监管和追踪，开始前往其他国家，有时还会招募当地人组建诈骗团队。
根据尼日利亚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发布的信息，2024年12月，EFCC抓获了一个加密货币投资和恋爱诈骗的团伙。被捕的792名嫌疑人中，有148人为中国公民，另有40名菲律宾人、1名哈萨克斯坦人、1名巴基斯坦人和1名印度尼西亚人。
EFCC称，外国团伙在当地招募尼日利亚人，给他们配备关联了欧洲国家电话号码的WhatsApp账户，在网上以钓鱼的方式寻找受害者，主要的诈骗目标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和欧洲人。目前，该集团头目仍在逃。
2025年1月，该案进入审理阶段。嫌疑人们因涉嫌诈骗、持有虚假文件、身份盗窃、洗钱等不同罪名陆续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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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2022年后，“杀洋盘”的俗称开始集中出现在法律文书里。犯罪团伙的行为，也呈现了新的变化：波及范围更大，一个案子中，可能会有数千甚至过万外国人接收过诈骗信息；诈骗金额更多，有的案件查明的诈骗金额可达数千万元；目标范围更广，被害人所在地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但另一方面，这些文书中不一定能看见被害人的证言，有的判罚也是以发送信息的条数来给被告人定罪。
邓凯解释，这也与这类案件在侦办时一些证据比较难获取有关。“以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的次数来定罪时，法院会认定成犯罪未遂，这类人判得相对比较轻，但如果能够查明他们的获利金额，就可以往重的方向来判。”
3份由重庆一中院在2024年做出的终审判决，描摹了“杀洋盘”骗局的大致轮廓。案件中的骗局开始于2022年2月，案发于2023年3月，一年时间里，该组织前后通过3个虚假交易平台，吸引印度籍被害人咨询、投资，最后骗取钱财合人民币四千余万元。
提成最多的人是平台方，达40%。他的任务是提供网络平台、诈骗话术，以及将诈骗所得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并转移至国内的资金结算通道。判决书显示，平台方人士2022年2月曾居住在湖北，使用化名，截至2024年12月尚未到案。
排名第二的股东是该案共犯。他平时与平台方对接，占股25%。这起案件中，他的任务是招募、组织人员实施诈骗，并带队前往湖北平台方处学习诈骗的方法。
团队经理是第三大股东，占股15%。他与二股东一起招募、组织人员，并负责团队日常管理。此外，该团队还有负责后勤保障、管理业务员的股东若干，占股3%-5%不等。
一年多时间里，不断有新人加入，整个组织也随之裂变：3人在二、三股东的联系和邀请下，开始学习诈骗的模式和技巧，并新组建了3支团队。这3支团队与原团队一起共用虚假交易平台，在新团队里，两位股东又能占有12.5%-15%不等的股份，而这3支新团队又骗取了印度籍人员钱财合计1020余万元。
2025年4月，南方周末记者联系该案多位辩护律师，但截至发稿，未获对方回复。
河南见素律师事务所律师郭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杀洋盘”的犯罪组织里，真正的头目、上游人员很难被追踪到，因为他们一般通过难以追溯真实身份的匿名社交软件联络。当犯罪窝点被端时，被抓到的通常是基层员工，他们可能获利相对较少，但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犯罪链条细密、专业，犯罪协作性强、分工明确，形成了分工合作、彼此依赖、利益共享的诈骗犯罪集团。”山东菏泽法院在2025年4月的通报中这样总结“杀洋盘”的行为特征。
逃避追踪与加强监管
虚拟货币在不同平台与国家间流转，也让犯罪变得更难追踪。
Clara在美国被骗后，曾想在美国起诉追踪比特币的平台方，申请冻结对应账户，拿回被骗的财产，但并未成功。2025年，她和其余150名被害人又准备去英国立案。这批受害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不同国家，有人甚至被骗超过百万美元。Clara说，被骗的虚拟货币经过了不同的平台和几十个电子钱包，有的还与合法的虚拟货币混在一起，“查到钱如何流通、去了哪里没有用，问题在于要怎么拿回来。”
南方周末记者从李菲、邓凯以及一位反诈志愿者处了解到，“杀洋盘”的上下游其实还涉及更多产业：海外社交账号的注册和买卖、电话卡开设和买卖、诈骗App和平台的开发与包装、“人设”照片的获取、广告在线上与线下的投放和获客、海外用户个人信息的盗取和泄露、海外公司和银行账户的开设、洗钱和现金兑换等。
在近年中国打击电信诈骗零容忍的态势下，一些团队主要成员为逃避监管和追踪，开始前往其他国家，有时还会招募当地人组建诈骗团队。
根据尼日利亚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发布的信息，2024年12月，EFCC抓获了一个加密货币投资和恋爱诈骗的团伙。被捕的792名嫌疑人中，有148人为中国公民，另有40名菲律宾人、1名哈萨克斯坦人、1名巴基斯坦人和1名印度尼西亚人。
EFCC称，外国团伙在当地招募尼日利亚人，给他们配备关联了欧洲国家电话号码的WhatsApp账户，在网上以钓鱼的方式寻找受害者，主要的诈骗目标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和欧洲人。目前，该集团头目仍在逃。
2025年1月，该案进入审理阶段。嫌疑人们因涉嫌诈骗、持有虚假文件、身份盗窃、洗钱等不同罪名陆续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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