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买一份保险"到再出走避险,港人移民为何"二次回流"

[保险相关] 从"买一份保险"到再出走避险,港人移民为何"二次回流"

黄丽文在小学五年级那年，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

黄丽文记得，当时年纪小小的她，并不理解家人移民的决定。

“那时候，我是觉得‘六四 ’发生在中国而已，为什么在香港都要这么害怕呢？爸爸那时候就说，因为回归，迟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不想跟朋友同学分开，故年幼的她并不想离开，“但那时候是没有决定权的，就是爸爸妈妈说移民，那就移了，那就过来了。”

黄丽文说，那时候同学前来机场送机的画面，仍然在脑海中，不舍的感受涌现，她与送别的同学一起抱着哭了起来，“真的哭得要死”。在现已拆卸的香港启德机场送别，是那个年代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她说，当年网络还未兴起，能够通讯的方式并不多，要维系彼此之间的情感只能靠着书信，“长途电话也很贵……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很离别的感觉。”

在启德机场送别，是80、90年代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然而，随着90年代愈来愈多香港人移民，她在加拿大也有着愈来愈多与她有着同样背景、来自香港的同学，“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学校就变了，有七、八成学生都是香港人，我们（在校园）是说广东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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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之后，黄丽文曾经在当地的中文电台工作数年，后来遇到事业上的瓶颈，听到别人谈及香港的机会较多，“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回去试一下呢？”

萌生这个想法后一个月内她就辞了职。黄丽文2004年独自一人回到香港。那时候，她身边也有不少中学同学回去香港发展，“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觉得香港是一个实验，他们会觉得应该好像工作假期一样，你回去一年，也会回来（加拿大）的。”

在加拿大的大学毕业之后，黄丽文曾经在当地工作数年。

任职公关行业的黄丽文说，当时选择留在香港，因为那里一直不断在变化的环境，让她感到自己一直在学习新的事物；而如果继续留在加拿大，她自身也不会有任何转变与成长，“唯有在香港才有那个很极速的成长。”

黄丽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公关公司，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她坦言起初并没有留意太多香港的政治与时事，直到2011年儿子出生，不久之后政府拟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引起了之后一连串的“反国教”行动。黄丽文回忆道，那是她第一次出来参与游行示威，“那一刻是真的让我觉得政治离我们很近了，就是跟我的儿子有关，所以我就出去游行。”

后来，她的公关公司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响应过罢工的号召；也在2020年曾经担任过香港商人周小龙参选立法会时候的竞选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