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龍魚卷入詐騙大案:子公司被判詐騙,罰金百萬
去年7月3日和7月4日，在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旁聽了庭審，時間持續一天一夜，庭審過程較為激烈。雙方律師對各自的論點據理力爭，多次在法庭上提醒書記員將關鍵要點記錄在案。
第一天庭審內容主要圍繞審計報告展開，控辯雙方對審計報告合規性、審計人員合規性以及棕櫚油價格計算口徑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審計報告之所以引發雙方激烈論辯，是因為它是認定廣州益海是否存在低價購買涉案棕櫚油的重要依據。
特別是7月3日白天，庭審內容幾乎都圍繞審計報告簽字人員資格、是否執行了獨立審計等內容展開。審計報告的簽字會計師、項目負責人以及審計人員，共3人出庭。
廣州益海的辯護律師認為，審計報告中的數據存在多處不准確和不一致的情況，特別是銷售數量、采購單價等關鍵數據在不同報告中差異顯著，無法作為定案依據。審計機構僅憑期貨價格來評估現貨損失，顯然是不合邏輯的，這種方法無法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上述辯護律師認為，簽字注冊會計師未全面審核報告內容，且部分出庭人員不具備注冊會計師資格，無法保證審計工作的專業性和客觀性。
然而安徽華文方面的律師認為，采用大商所期貨結算價格作為現貨市場參考價是合理的，因為期貨價格能夠反映市場趨勢和預期。其進一步強調，審計報告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得到保證。“簽字注冊會計師對整個審計報告的結論和數據的真實性、准確性負責，但不一定參與每一項具體工作……（部分）出庭人員雖然不具備注冊會計師資格，但她們是審計項目的核心成員，對審計過程和數據有充分的了解”。
安徽華文的律師認為，審計報告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才是關鍵，只要審計報告內容真實、准確，就應作為證據使用。至於涉及數據差異，其認為是由於不同報告期、不同統計口徑和來源數據的不同導致的。審計機構已經盡到了合理的審核義務，這些差異並不影響審計報告的整體結論。
圍繞審計報告出庭人員的資格認證持續到下午，7月3日庭審一直進行到晚上11點半。
判決：子公司一審被判為從犯，當庭提出上訴
7月4日庭審的專家證人質證環節，廣州益海提請兩名熟悉棕櫚油期貨現貨價格體系，國際貿易中貨權轉讓與提單、貨物所有權與倉儲協議爭議等領域的專家。盤問過程中，廣州益海辯護律師與安徽華文律師發生了激烈爭論。
安徽華文律師要求廣州益海辯護律師不要打斷其盤問過程，廣州益海辯護律師則屢次要求法庭制止其認為的“故意曲解”和“誘導式”提問行為。在這個過程中，廣州益海辯護律師由於情緒激動被法官警告。
國際貿易中貨權轉讓與提單、貨物所有權與倉儲協議爭議涉及海上貨物的所有權歸屬及合同誠信。
安徽華文的律師認為，貨物仍處於海上運輸狀態時，所有權歸屬原公司，不應由無所有權方進行私下交易。若企業已支付全部對價並獲得貨物所有權，不應再向原所有權方出具倉單。他強調中轉協議的簽訂與倉單的使用需基於真實的所有權轉移，商業行為不能偏離正常商業邏輯。安徽華文未見到提單，貨權卻發生轉讓，偽造的貨權轉讓通知書就值得懷疑，“那有充分理由懷疑是雲南惠嘉提交給（廣州益海）的”。庭審中，上述律師拿出柳德剛在公安機關供述的證據，認為柳德剛基於雲南惠嘉銷售價低於市場價而決定采購，這種理由主觀上具有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
廣州益海的辯護律師則表示，柳德剛的每一筆報貨都向韓琦（安徽華文時任棕櫚油業務經理，雲南惠嘉的行賄對象之一）進行電話確認，並且定期向其發送庫存確認，“庫存確認就足以證明柳德剛沒有幫助詐騙掩飾事實的明知和故意……沒有比每一單都進行電話確認，並且定期發送庫存（確認單）更為完備、更盡義務的履行方式了。”廣州益海的辯護律師指出了其認為的不合邏輯之處——柳德剛被指控為詐騙犯罪的幫助犯，為何會主動向被害人釋明真實的庫存以及確認庫存，這與正常詐騙犯罪主觀層面是完全矛盾的。另外，雲南惠嘉銷售棕櫚油價格是否低於市場價格，這需要鑒定。認定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格，這是推定其具有牟取不正當利益犯罪故意的一個重要依據。
根據一審判決結果，廣州益海構成合同詐騙罪，系從犯，廣州益海原總經理柳德剛構成合同詐騙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由此廣州益海被處以罰金100萬元，對被害單位的經濟損失18.81億元與雲南惠嘉承擔共同退賠責任。
對於一審判決結果，廣州益海並不認可，當庭提出上訴。金龍魚認為，廣州益海未參與任何“詐騙行為”，也不知曉，更未實施過任何幫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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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第一天庭審內容主要圍繞審計報告展開，控辯雙方對審計報告合規性、審計人員合規性以及棕櫚油價格計算口徑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審計報告之所以引發雙方激烈論辯，是因為它是認定廣州益海是否存在低價購買涉案棕櫚油的重要依據。
特別是7月3日白天，庭審內容幾乎都圍繞審計報告簽字人員資格、是否執行了獨立審計等內容展開。審計報告的簽字會計師、項目負責人以及審計人員，共3人出庭。
廣州益海的辯護律師認為，審計報告中的數據存在多處不准確和不一致的情況，特別是銷售數量、采購單價等關鍵數據在不同報告中差異顯著，無法作為定案依據。審計機構僅憑期貨價格來評估現貨損失，顯然是不合邏輯的，這種方法無法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上述辯護律師認為，簽字注冊會計師未全面審核報告內容，且部分出庭人員不具備注冊會計師資格，無法保證審計工作的專業性和客觀性。
然而安徽華文方面的律師認為，采用大商所期貨結算價格作為現貨市場參考價是合理的，因為期貨價格能夠反映市場趨勢和預期。其進一步強調，審計報告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得到保證。“簽字注冊會計師對整個審計報告的結論和數據的真實性、准確性負責，但不一定參與每一項具體工作……（部分）出庭人員雖然不具備注冊會計師資格，但她們是審計項目的核心成員，對審計過程和數據有充分的了解”。
安徽華文的律師認為，審計報告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才是關鍵，只要審計報告內容真實、准確，就應作為證據使用。至於涉及數據差異，其認為是由於不同報告期、不同統計口徑和來源數據的不同導致的。審計機構已經盡到了合理的審核義務，這些差異並不影響審計報告的整體結論。
圍繞審計報告出庭人員的資格認證持續到下午，7月3日庭審一直進行到晚上11點半。
判決：子公司一審被判為從犯，當庭提出上訴
7月4日庭審的專家證人質證環節，廣州益海提請兩名熟悉棕櫚油期貨現貨價格體系，國際貿易中貨權轉讓與提單、貨物所有權與倉儲協議爭議等領域的專家。盤問過程中，廣州益海辯護律師與安徽華文律師發生了激烈爭論。
安徽華文律師要求廣州益海辯護律師不要打斷其盤問過程，廣州益海辯護律師則屢次要求法庭制止其認為的“故意曲解”和“誘導式”提問行為。在這個過程中，廣州益海辯護律師由於情緒激動被法官警告。
國際貿易中貨權轉讓與提單、貨物所有權與倉儲協議爭議涉及海上貨物的所有權歸屬及合同誠信。
安徽華文的律師認為，貨物仍處於海上運輸狀態時，所有權歸屬原公司，不應由無所有權方進行私下交易。若企業已支付全部對價並獲得貨物所有權，不應再向原所有權方出具倉單。他強調中轉協議的簽訂與倉單的使用需基於真實的所有權轉移，商業行為不能偏離正常商業邏輯。安徽華文未見到提單，貨權卻發生轉讓，偽造的貨權轉讓通知書就值得懷疑，“那有充分理由懷疑是雲南惠嘉提交給（廣州益海）的”。庭審中，上述律師拿出柳德剛在公安機關供述的證據，認為柳德剛基於雲南惠嘉銷售價低於市場價而決定采購，這種理由主觀上具有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
廣州益海的辯護律師則表示，柳德剛的每一筆報貨都向韓琦（安徽華文時任棕櫚油業務經理，雲南惠嘉的行賄對象之一）進行電話確認，並且定期向其發送庫存確認，“庫存確認就足以證明柳德剛沒有幫助詐騙掩飾事實的明知和故意……沒有比每一單都進行電話確認，並且定期發送庫存（確認單）更為完備、更盡義務的履行方式了。”廣州益海的辯護律師指出了其認為的不合邏輯之處——柳德剛被指控為詐騙犯罪的幫助犯，為何會主動向被害人釋明真實的庫存以及確認庫存，這與正常詐騙犯罪主觀層面是完全矛盾的。另外，雲南惠嘉銷售棕櫚油價格是否低於市場價格，這需要鑒定。認定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格，這是推定其具有牟取不正當利益犯罪故意的一個重要依據。
根據一審判決結果，廣州益海構成合同詐騙罪，系從犯，廣州益海原總經理柳德剛構成合同詐騙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由此廣州益海被處以罰金100萬元，對被害單位的經濟損失18.81億元與雲南惠嘉承擔共同退賠責任。
對於一審判決結果，廣州益海並不認可，當庭提出上訴。金龍魚認為，廣州益海未參與任何“詐騙行為”，也不知曉，更未實施過任何幫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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