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记者谈中国报道：“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媒”

2024-05-02 | 来源: 美国之音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世界新闻自由日，外媒记者谈中国报道：“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媒” https://t.co/rp8cB6p7cf—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May 3, 2024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

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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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