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下周要出什么大招?奥特曼在这个访谈里剧透了

奥特曼：这是一项持续五年的研究项目，它现在已告一段落，或者说，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五年前启动的。项目初始阶段进行了一项试验性研究，之后则是长期的研究运行。

问：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决定启动全民基本收入项目吗？你的初衷是什么？

奥特曼：我们在2016年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开始严肃地对待人工智能。我们的理论是，无论对于社会、就业、经济，还是在更深层次上，比如社会契约的本质，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研究，探索重新组织社会结构的新方法。我也认为，我对政府在大多数旨在帮助贫困人口的政策上的做法并不十分满意。我更倾向于相信，如果直接给人们金钱，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市场也会相应地发挥作用。

我非常支持提高基本生活水平，减少并消除贫困，但我对于寻找一种比现有社会安全网和现行处理方式更有效的解决方案非常感兴趣。我相信，金钱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会让人即刻感到幸福，但它可能能解决一些问题，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起点，帮助他们自助，我对这样的前景非常感兴趣。现在，随着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式，我在思考，是否有比传统的全民基本收入（UBI）更好的做法。我在想，未来可能不仅仅是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而更像是全民基本计算资源。例如，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GPT-7计算能力，他们可以使用它，可以将其转售，或者捐赠给其他人用于癌症研究等。但你所获得的不是金钱，而是相当于一部分生产力的份额，你拥有的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被解雇后几小时都处于彻底的困惑状态，董事会的意图是真诚的

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曾经被解雇，却又回来了，那是一场内部的权力斗争吗？有没有人背叛了你？你有没有取得人工通用智能的突破？究竟是什么情况？请告诉我们。

奥特曼：我遭遇了被解雇的情况，当时我在考虑是否返回岗位，因为那时我感到非常沮丧，有些迷茫。但随后我意识到，我对OpenAI以及那里的同事们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决定要回去。我明白重返岗位将会面临挑战，实际上，这个过程比我预想的更加艰难，但我觉得可以应对。我同意重返OpenAI。董事会在搞清楚状况上花费了一些时间，而在此期间，我们尽力保持团队的完整，并继续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随后，我们开始制定新的计划。最终，董事会决定任命另一位临时CEO。当这位临时CEO上任后，许多人感到惊讶，他的名字是埃米特·谢尔（EmmettShear）？他在职的时间非常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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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一天晚上先收到了一条短信，紧接着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一切就变得非常混乱。我的手机几乎变成了摆设，因为它不断地震动，充斥着短信和来电。基本上，我就像是通过社交媒体被解雇的，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也发生过几回。在酒店房间里，我几小时都处于一种彻底的困惑状态，努力想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事情变得非常奇怪。我大约在下午3点左右飞回家，一路上手机不停地响，电话和信息几乎没有断过。到了晚上，我和一些人面对面地见了面，我决定，好吧，我将继续进行人工通用智能的研究，并对未来发展感到乐观。然后第二天早晨，我和几位董事会成员通了电话，讨论了我可能回归的事情，这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忙碌和混乱。最终，尽管中间经历了许多疯狂的时刻，但事情得到了解决。

OpenAI当时只有一个非营利董事会，因此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独董。董事会的成员数量已经减少到了六个人。他们先是让时任董事长兼总裁格雷格·布洛克曼（GregBrockman）离开了董事会，随后又解雇了我。情况就是这样。

问：我的意思是，是否在董事会中，那些只具有非营利组织背景的成员与那些具有初创公司经验的成员之间发生了文化冲突？如果你愿意，你能否分享一些关于导致这些决策背后的动机的信息，或者是任何你愿意透露的细节。

奥特曼：我总是认为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显然，并非所有董事会成员都是我特别喜爱的人，但我对他们对待人工通用智能的严肃态度以及对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持有深深的敬意。尽管我对他们某些决策和行为持有强烈的异议--我确实有这样的异议--但我从未对他们的诚信或对我们共同目标的承诺，也就是实现安全且有益的通用人工智能感到怀疑。

问：你是否认为他们在处理过程中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或者是否知道如何平衡所有需要妥善处理的事务？

奥特曼：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确实相信，他们的意图是真诚的，他们对通用人工智能的重视以及对正确处理这项技术的承诺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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