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爱因斯坦做尸检的人,偷走他的大脑并私藏了43年

然后哈维带着爱因斯坦大脑离开，不知所踪。

时间过去了23年。

1978年，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被上级指派了一项任务，寻找爱因斯坦的大脑。

经过多方寻觅，记者在堪萨斯州找到了哈维。

在一间远不如普林斯顿医院的办公室里，记者目瞪口呆地看着哈维走到房间角落，挪开一个用来装冰啤酒的泡沫箱，又拿起一叠旧报纸，底下是一个写着“哥斯达苹果酒”的旧纸箱，从旧纸箱里掏出两个玻璃罐。里面有些一看就是人脑组织的东西（那是爱因斯坦的小脑），还有些半透明小块（那是爱因斯坦的大脑切块），还有些悬浮着的粉红色的线（那是爱因斯坦的主动脉血管）。

一个超现实的时刻。

这么多年来，哈维辗转于美国各地。他的工作找得并不算太顺利（上一份工作为何离职？“因为我拒绝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对了，前任雇主不给我推荐信，同样因为我拒绝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妻子一度威胁要“处理掉那个大脑”。结果是，他离了婚，独自带着大脑去了堪萨斯州。好不容易才能继续当医生，他利用空闲时间自己研究大脑，没有进展；给一些神经研究者寄过大脑的样本，但那些人同样没有进展。

哈维想了一下，又跟记者说，“我觉得，我在一年之内就会有结果了。”

后来哈维在很多年里见了很多记者，跟每个记者，他都这么说。

“一年之内就会有结果了。”

哈维是个优秀的病理学家，能看出一颗大脑是死于疾病还是外伤。但要比较大脑的异同，找出智慧所居的地方……那是神经学家干的事。

某种意义上来说，普林斯顿医院当初的决定并没有错。

但哈维回不去了。

转机出现在记者列维的文章见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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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专题)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神经学家玛丽安·戴蒙（Marian Diamond）读到了这篇报道。

玛丽安·戴蒙是提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科学家。她发现，比起那些生活环境单调无趣的大鼠，那些生活环境里有丰富刺激的大鼠会长出更厚的大脑皮质，大脑是可以被后天环境影响和塑造的，这个概念改变了神经科学。

总之，戴蒙是个极其优秀的神经学家。应戴蒙的请求，哈维给她寄去了一些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

1985年，期刊《实验神经学》（Experimental Neurology ）刊登了戴蒙和哈维的论文《一个科学家的大脑：艾伯特·爱因斯坦》。论文里比较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另外11颗男性大脑的四个区域，发现在左脑39区角回处，爱因斯坦的“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之比”特别高，平均多出73%的神经胶质细胞。那里是与语言相关的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的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提示，爱因斯坦那个脑区的神经元有着更多的神经胶质细胞支持，消耗了更多氧气和营养。

1955年，到1985年，这是一个拖延了30年的研究。

无论如何，这拉开了爱因斯坦大脑研究的序幕。

1996年，《神经科学快报》上发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额叶皮质厚度和神经元密度改变》，认为爱因斯坦的右侧前额叶皮质比其他大脑更薄，神经元密度更大。这可能让信息交换速度更快。

1999年，《柳叶刀》上发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杰出大脑》，认为和另外35颗男性大脑相比，爱因斯坦的大脑负责数学能力和空间推理的顶叶大出差不多15%。

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者，哈维。

论文发了，哈维也老了。

他知道，这颗大脑的全部谜底，超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

1997年，哈维跟另一个记者迈克尔·帕德尼提（Michael Paterniti）一起，从美国东岸一直开到美国西岸，爱因斯坦的大脑就装在汽车行李箱里。

他们去加州找爱因斯坦的孙女，想把大脑给她。

她不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