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教授为何选择自杀那些"对赌"失败的青椒们

2024-05-24 | 来源: 知识分子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裁判文书网的一则判决显示，在福建工程学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争议中，陈姓老师在入职六个月后提出离职，按照双方约定，服务期内离职则需双倍赔偿所有引进待遇（包括安家费、住房补贴、科研启动费等）。聘用合同签订后，陈老师从学院处领取安家费6万元，住房补贴31万元。2022年9月，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就双方人事争议进行判决，最终陈姓老师需赔偿双倍赔偿该校安家费12万，双倍赔偿住房津贴62万，支付违约赔偿金6万，加上其他需要退还给校方的款项，共计80多万。

在审理过程中，陈老师曾就离职原因做出陈述，因为入职后发现多项与校方叙述不符。比如入职前校方原答应将其安排进入“建筑系”，但最终被分配到“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与校方原来承诺不符，也不利于陈某基于原有学术基础申请国家研究基金。同时，每月薪酬与校方引进人才时承诺不符。

时间回到今年1月，常宁在跟学校人事处确认需退还钱款金额时，“一个老师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学校还给过我500万科研经费，按照规定，那个也要退，我说，没有，一分都没给。他们就不吱声了”。

被蹉跎的学术生涯，被摧毁的科研信心

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当初入职时，他们同时押上的还有数年学术训练累积的信心。这些年届30-40岁的科研人员，这一时期原本是他们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的黄金期。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赔200万，相当于一年60-70万啊。但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他的黄金时间有多少呢？难道蹉跎了5年还不够吗？”

常宁今年41岁，他告诉《知识分子》，入职后，他没有拿到学校给的启动经费和青千的1：1配套经费，“只拿到了一笔钱，科技厅给老大的项目，老大给了我400万，其中200万我用来买设备。在我来之前，这边生化实验室的相关设备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来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证了他们刚入职时现有的硬件并不匹配自己的实验方向，“在他之后陆续引进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显微镜这些才配置起来。”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新冠疫情很快到来。由于封校的缘故，学生无法进来做实验；外地的试剂送不进来；因为学校没有相关设备，只能将样本外送检测公司，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防控，“今天这里封了明天那里封了”，一会儿样品寄不出去，一会检测公司被封控，进展非常缓慢。

2022年底，两个国际团队在生物技术顶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发表了文章，设计与常宁几乎相同，美国纽约大学还申请了国际专利，“所幸我们的专利提交时间早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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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不顺的常宁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凯的新闻时，特别理解他，甚至当时我自己就很绝望。我明明不是来躺平的，整个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请了一周假，全年无休，周末上班。难道自己真的不适合科研？”

“我之后可能会离开学术界，”40岁的林茵告诉《知识分子》。

她刚生育不久，还在哺乳期就接到学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内我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文章和国自然项目，我其实都达到了，原本以为没有问题。”

她一路读博、做博后，一直推迟生育，直到35岁之后，她评估了家庭情况和手里的工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决定要一个孩子。

“结合我读博和做博后的履历，我觉得以过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这些要求的。当时我也不了解自己的价值，有点天真，也不觉得要靠这个来挣钱，后来才了解到，我的薪资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变故纷纷打断了林茵的研究计划，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还是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考核任务。

但林茵在考核之后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发表的文章第一单位不是所在学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职机构。但这些并未约定在合同里，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惩罚很快到来，撤课题组、降薪，这些中期考核“失败”的后果也都不在合同里。

相比降薪，撤课题组才是真正的打击，“我再也不是独立PI，我成了大老板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经过他的衡量，他来定夺我还能不能继续；我的长项被砍掉，因为要向大老板靠拢，为他的方向服务；我想要做的课题，我的经费也不能自由主导，产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断”，这种环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务依然没有变，“我不再是一个独立PI，而他们还要以一个独立PI要求考核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