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教授為何選擇自殺那些"對賭"失敗的青椒們

2024-05-24 | 來源: 知識分子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裁判文書網的一則判決顯示，在福建工程學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爭議中，陳姓老師在入職六個月後提出離職，按照雙方約定，服務期內離職則需雙倍賠償所有引進待遇（包括安家費、住房補貼、科研啟動費等）。聘用合同簽訂後，陳老師從學院處領取安家費6萬元，住房補貼31萬元。2022年9月，福建省閩侯縣人民法院就雙方人事爭議進行判決，最終陳姓老師需賠償雙倍賠償該校安家費12萬，雙倍賠償住房津貼62萬，支付違約賠償金6萬，加上其他需要退還給校方的款項，共計80多萬。

在審理過程中，陳老師曾就離職原因做出陳述，因為入職後發現多項與校方敘述不符。比如入職前校方原答應將其安排進入“建築系”，但最終被分配到“歷史建築保護工程系”，與校方原來承諾不符，也不利於陳某基於原有學術基礎申請國家研究基金。同時，每月薪酬與校方引進人才時承諾不符。

時間回到今年1月，常寧在跟學校人事處確認需退還錢款金額時，“一個老師興高采烈地跑過來，問我，是不是學校還給過我500萬科研經費，按照規定，那個也要退，我說，沒有，一分都沒給。他們就不吱聲了”。

被蹉跎的學術生涯，被摧毀的科研信心

除了經濟損失之外，對於科研人員來說，當初入職時，他們同時押上的還有數年學術訓練累積的信心。這些年屆30-40歲的科研人員，這一時期原本是他們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學突破的黃金期。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賠200萬，相當於一年60-70萬啊。但對於一個科研人員來說，他的黃金時間有多少呢？難道蹉跎了5年還不夠嗎？”

常寧今年41歲，他告訴《知識分子》，入職後，他沒有拿到學校給的啟動經費和青千的1：1配套經費，“只拿到了一筆錢，科技廳給老大的項目，老大給了我400萬，其中200萬我用來買設備。在我來之前，這邊生化實驗室的相關設備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來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證了他們剛入職時現有的硬件並不匹配自己的實驗方向，“在他之後陸續引進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顯微鏡這些才配置起來。”

真正的困難還在後面，新冠疫情很快到來。由於封校的緣故，學生無法進來做實驗；外地的試劑送不進來；因為學校沒有相關設備，只能將樣本外送檢測公司，但由於當時整個國內防控，“今天這裡封了明天那裡封了”，一會兒樣品寄不出去，一會檢測公司被封控，進展非常緩慢。

2022年底，兩個國際團隊在生物技術頂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發表了文章，設計與常寧幾乎相同，美國紐約大學還申請了國際專利，“所幸我們的專利提交時間早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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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進展不順的常寧一度懷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凱的新聞時，特別理解他，甚至當時我自己就很絕望。我明明不是來躺平的，整個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請了一周假，全年無休，周末上班。難道自己真的不適合科研？”

“我之後可能會離開學術界，”40歲的林茵告訴《知識分子》。

她剛生育不久，還在哺乳期就接到學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內我需要完成一定數量的文章和國自然項目，我其實都達到了，原本以為沒有問題。”

她一路讀博、做博後，一直推遲生育，直到35歲之後，她評估了家庭情況和手裡的工作，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勝任，決定要一個孩子。

“結合我讀博和做博後的履歷，我覺得以過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這些要求的。當時我也不了解自己的價值，有點天真，也不覺得要靠這個來掙錢，後來才了解到，我的薪資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變故紛紛打斷了林茵的研究計劃，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還是認為自己能夠完成考核任務。

但林茵在考核之後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發表的文章第一單位不是所在學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職機構。但這些並未約定在合同裡，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懲罰很快到來，撤課題組、降薪，這些中期考核“失敗”的後果也都不在合同裡。

相比降薪，撤課題組才是真正的打擊，“我再也不是獨立PI，我成了大老板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經過他的衡量，他來定奪我還能不能繼續；我的長項被砍掉，因為要向大老板靠攏，為他的方向服務；我想要做的課題，我的經費也不能自由主導，產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斷”，這種環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務依然沒有變，“我不再是一個獨立PI，而他們還要以一個獨立PI要求考核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