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教授為何選擇自殺那些"對賭"失敗的青椒們

2024-05-24 | 來源: 知識分子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最近，華僑大學老師孕期被解聘，很多網友留言，說懷孕時間怎麼這麼巧，為什麼不計劃好。這些都讓我反復自我責備，有時候，我覺得我應該被同情，或者應該推遲一下（考核）。但我又會覺得，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我看到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做得好的，要麼沒有家庭羈絆，要麼父母和愛人全身心支持，但現在這個困境好像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沒有辦法抱怨誰。像我領導說的，生孩子是你個人的問題，單位能怎麼辦？”

“很長一段時間，我上班要正常面對同事，面對學生，回家正常面對小孩，每天只有往返家和學校的路上，宣泄一下，即使這樣，也要想著哭一下就好，因為我要小心開車，視線不能模糊。”

對於這些“對賭失敗”的科研人員來說，旁人總會輕描淡寫地說，可以去工業界，或者去其他學校。一位打算離職的高校教師告訴《知識分子》，在專業方向固定的情況下，尋找到完全匹配的課題組和高校並不輕松，如果換方向或賽道，勢必需要再花時間。而一些地方院校間又有所謂隱形門檻，“不挖兄弟院校牆角”，一些老師如果期待繼續發展，必須離開當地。

事實上，對於這些科研人員來說，一段彎路意味著他們要付出極大的“試錯成本”。制度化壓力下，他們的時間表必須嚴絲合縫，無法松懈。他們需要在有限的時間裡，申請基金、競逐更高職稱，這些都與科研經費、學術資源、聲望直接掛鉤。一關失利，他們就會在後續的項目和計劃申請中陷入劣勢，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馬太效應”的怪圈，有人就此永遠滑落。

“我換了賽道，如果想拼傑青只剩3年，”常寧跟我說，“再過幾年工作都不好找了。”

解釋權在學校

從簽下聘任合同的那一刻開始，青年教師便步入這個系統性的大網，松緊由人不由己。看似契約自由的背後，實則是無處可逃。

簡塵是曾一名985高校文學院的教師，她在2022年被學校的中期考核淘汰出局。讓她不滿的是“中期考核形式並沒有在合同中明確規定”。

考核結束一周後，她得知自己拿到了教育部的項目，她以項目和即將出版的著作為籌碼詢問是否可以留下來，答案是否定，理由是“不符合程序”，但這些成果離該校副教授的要求已不遠。當年上會考核的6位文科教師，一半未通過。第二年，該校又舉行了一次中期考核，友院的一位老師沒有通過，學校趁機提出不解聘而轉做博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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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除了在入職前簽一份合同，有時則會在入職後要求簽署另一份補充協議，其中會設置更高的考核要求，如果青椒們拒絕，高校則會拿出第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寫著服務期離職的懲罰措施，要求賠償違約金。礙於可見的懲罰，這樣的套路屢試不爽。

合同是套在青椒脖頸間的圈繩，充斥著曖昧不清的模糊地帶，而解釋權往往歸於人事部門，亦或是某位上任領導的臨時起意。

一位在某雙非高校任職的老師告訴《知識分子》，在他的合同中，對於他的考核要求是明確具體的，但對於高校應該給予怎樣的支持，只是簡單提及“提供資金、場地、人員支持”，當自己組建課題組需要工作人員時，又遇到諸多限制。

“人事處告訴我，要招聘博士，但薪資只能給到四五千，這按當地薪資水平招不到人。我只能降低標准，招本科生，招碩士生，從頭培養。在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進行培訓後，工作人員掌握了技術，要求漲薪，我覺得也很合理，但被學院拒絕，也不支持給他們正式編制。他們就流失了，我又沒有工作人員了”。

按照常寧和學校的協議，入職後，學校需要提供500萬的科研啟動經費。但一直到離開，學校都沒有兌現之前承諾的科研經費。

一位2015年入職、工作8年多的浙江省屬高校講師曾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自己離職的經過。人事部門希望其簽署一份補充協議，但她對協議中諸如會不會解聘、要不要賠錢等含混地方要求人事處做出具體解釋，對方回應依舊模糊不清。學期結束後人事處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立馬簽署，不簽則以考核不達標為由解聘。

該講師最終也沒有簽署協議，而是接受不合格結局，用錢贖身。在離職過程中，她曾問人事處工作人員，為什麼不寫清楚？對方的回復是“很多上會了才能決定，領導一直在換，換了一個領導就是另一套說法”。

多位研究人員告訴《知識分子》，考核過不過在學校一念之間。如果這一屆老師大多沒有完成指標，學校出於人員接續的考慮，會提出“延期考核”；如果這屆領導比較仁慈，三個省部級課題可以頂一個國課題，但可能下屆領導又說不行；橫向項目替代也是一種方法，不過金額門檻也在水漲船高，“前幾年50萬能抵，後來變成100萬能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