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三位大陆"80后",不愿忘却的"六四回忆"

我经历的“六四”，是我父亲在运动后被清算的余波。

1989年时，我刚刚记事儿，住在XX大学老校区的校园里。我父母都是在这所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学问是侪辈中的佼佼者。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甚至比带的本科生年纪还小。他们携着年幼的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六四”波及全国，游行活动不限于首都。）父母对我那时的反应津津乐道，说我“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喊口号就很激动，刚学会说话也跟着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1989年5月20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围堵戒严部队。图为游行群众携幼儿与戒严军人交流的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那段时间，我家天天都是烟雾缭绕的。一些我父亲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们，在我家围坐，谈论时局变化。因为大家都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师，能从历史规律中找到些什么。年幼的我只记得，满屋子二手烟的气味，一声声的都是唉声叹气。

为了平息事态，政府曾公开承诺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许多条款，事后都一一毁约了。很多年后，在我懂事之后，家父和我谈起这段岁月。我问：“那时候您和叔叔伯伯们都聊什么呢？”他回答：“当时的情境，其实（我们）是知道完全无望的，也知道没有抵押的承诺都是扯淡。但参与这件事的学生太多了，事后肯定得追究。必须要保护学生，要不有的学生在学校就留不下来了。”

我父亲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长大在内的巨大代价。“当老师是一门良心活儿”，这句话我听他说过无数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为学生们具体做了什么，我说不上来，也没机会再问了。

昨晚6千万的649乐透金球奖有主了

逆天!福建人民医院有64个男性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没有"六四" 邓小平也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XX大学曾经学养深厚，出过无数大师。也曾试着在1949年随中华民国合法政府迁往台湾，但遗憾未能成行。因此，该校的立场就让当局很不放心了。49年后，XX大学被多次拆分，分解为多个学校，迁往全国各地。

借着1989年的运动，政府与该校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多激烈，运动后的清算就来得有多猛烈。父亲这样向我总结这段历史：“共产党是善于‘秋后算账’的。那时候就想着先糊弄过去，事后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识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现在都不敢说话。”

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11号，刊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等。

“六四”之后，XX大学秋后算账的方式较原先高明了许多，从反右、文革那种“运动”式的，转为“代理人”模式。也许是前者的名声太差、执行成本太高，而后者更加隐蔽，便于为本就极少数的发声者量身定制打击方案。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根据运动中的“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筛选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作为“清算工具”，有针对性地折磨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