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次政治群毆說起知識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步彎曲的?

音樂家馬思聰發文《胡風——蛀牆角的白蟻》；

這些整胡風的人們，日後還有反右和文革等著他們。一個個都遭受了跟胡風類似比胡風更慘的下場。

大風感慨，洪洞縣裡，哪有一個好人？

只有一個好人，就是胡風的太太梅志，對胡風始終不離不棄。梅志被抓時，堅信胡風無罪，拒絕劃清界限，放出來之後幾次探監，又要求重返監獄陪伴胡風，二十多年冤案中，她一直陪伴他照顧他，最後送走他，最後晚年又為平反胡風冤案奔走呼吁。梅志最後活到了90歲。

梅志，是中國女性的勇敢、堅韌、誠實、正直的化身。

不由得記起一句話：荒誕的時代沒有幹淨的人

廈門大學七七級中文系畢業的陳徒手，在其《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兩部作品中，寫新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當中的種種難堪，講述11位大學教授1949年後“思想改造”的過程。

黃宗英曾經打電話給陳徒手：“馮亦代看了你這本書，看哭了。書中說到的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說的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57年“反右”，中國作協開了二十多次大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會上常常狀況不斷，有人罵，有人哭，有人鬧。一次會議，天津女作家柳溪當眾揭發陳企霞，指認陳曾和自己有“不正當男女關系”，床笫之間的細節也一一抖落。全場愕然。

陳徒手抄到這份會議記錄，大感震撼：“這大概是最殘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當著面爭得你死我活，拿最惡心的事情來治你。”

為了整陳企霞，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專程去天津動員柳溪來現場。陳企霞任《文藝報》主編，原本“很神氣、很堅持的一個人”，一下垮掉了。

陳徒手總結：“反右是一個戰役套著另一個戰役，一個人套著另一個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馮雪峰，回頭再斗丁玲。最後開會表決是否開除丁玲黨籍，丁玲自己也舉了手。

方方 : 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特朗普幾板斧一揮,許多簡中知識分子CPU燒穿了

失語中國:被噤聲的公共知識分子們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檔案材料不及他抄錄總數的一半，絕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梁啟超傳》作者、評論家解璽璋評價：陳徒手的當代知識分子研究，始終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檔案，無一字無來歷。

1987年1月，黨號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協也不斷開展學習和運動。每次開理事會，左右兩派爭相發言，攻擊對方觀點是自由化，火藥味十足。一次文代會，陳徒手做記錄，王蒙說：這裡有問題，你們不要動不動給中央報警。“可見當時有人沒完沒了地告狀。”陳徒手回憶。

1980年代末作協整頓，書記、副書記免職，黨組成員全部撤換，七十多歲的劉白羽重返作協，擔任《人民文學》主編。

1950年代“人人過關”的局面又出現了。

《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後寫的檢查等材料，都是從未公布過的全新材料。事後在陳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劇團索要檔案，以防銷毀，卻遭到檔案處的拒絕：家屬是不能看的。

陳徒手有一陣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歷屆北京市人大的發言，根據目錄，什麼也沒查到。檔案館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會議發言稿，釘成厚厚一本，陳徒手只好從頭至尾翻閱，最後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發言。

陳徒手讀了市面上幾乎所有梁思成的傳記，編排得好看，賣得也好，但是“抄來抄去，沒有新意”，最後強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後如何跟隨社會主義道路”。陳徒手在檔案和口述中發現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則從未展現在世人面前。

“反右”時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狽，到後來，他也開始批別人。他在斗錢偉長的會議上言辭激烈：“用我們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醬”。“打成肉醬”是“反右”時期工農兵的常用語之一。

陳徒手對馮友蘭的評價是：“他的經歷有標本性質，他一直在斗爭，又一直游離，關鍵時候他能收縮，永遠是喘口氣又活過來了。”

他這樣理解馮友蘭晚年參加“梁效寫作組”：“就是給人家改寫古文注釋，並不是多大罪惡，結果被人說得那麼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