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外,出国留学还是一种"教育福音"吗?

“我们什么时候把孩子送出国读书合适？”

这是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几乎每次回国后，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近两年正逐渐变成：“我们还要送孩子出去吗？”尽管如此，据美国《Open Doors门户开放报告》发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数量比2022年略有下降（减少0.2%），但仍然是美国留学生中最大的群体，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7.4%。

世纪之交，马颖毅在国内读完本科后，选择继续出国进修。彼时中国学生赴美读书，尤其是读本科的学生很少。大约2007年前后，这一数量开始激增。留学变得不再只是少数学术或经济精英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媒体和民众对这一群体的了解仍然充斥着不少刻板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她的注意。

长期以来，“商业话语”几乎主导了我们对留学现象的理解。但在马颖毅看来，这个现象背后并不简单。这一代中国父母和子女明显更为雄心勃勃，也更加国际化，与此同时却也对未来充满焦虑和不安。

马颖毅，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文学学士（2000）、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博士（2007）。长期关注教育不平等、国际学生流动、亚洲和北美高等教育议题。其专着《《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于202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21年获得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高等教育组最佳图书奖、美国社会学学会布迪厄图书奖提名奖。

自2012年起，她用了六年左右时间，先后调研美国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八所高中，结合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教育背景，试图呈现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经历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这项研究最初以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Ambitious and Anxious, How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中译名为《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该书在美国教育界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

我们从国内出版社了解到，这本书的中文版预计8月初与中国读者见面。四年间，新冠疫情的爆发几乎重塑着国人对走向世界的理解与想象。地缘政治的演变也在持续影响着个体的人生规划。在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困惑的是，出国留学如今依然是一种“教育福音”吗？以及更重要的是，曾经推动国与国人员流动的“世界主义”精神，在今天来看，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回国后的马颖毅。

撰文｜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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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马颖毅着展宁等译，雅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出版）。

赴美读本科：

“中国富孩子到了美国大农村”？

新京报：这本书的英文版Ambitious and Anxious出版于2020年初。你用了六年左右调研美国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八所高中，关注中国本科生在美国的留学情况。最初为什么想做这样一项研究？为什么关注的是本科这个阶段？

马颖毅：我是2000年出国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20年间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当时都无法成为一种“现象”。高额的留学费用、复杂的签证手续都切切实实影响着当时人们的选择。但到了大概2007年前后，陆续有中国留学生开始到美国读本科，这一数字在随后几年几乎称得上是激增。我印象中，原先的几所美国州立大学变化尤其明显，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在2005年时才30多个中国（本科）学生，到了2015年时，人数达到了4000多。

这代留学生和我所处的世纪之交那代有很大不同。当年，与我同届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拿着美国的全额资助。但后来这批留美本科学生几乎是完全自费，甚至交的费用比美国当地学生还高。此外，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留学体验也很不同。大部分研究生阶段特别是读博的中国留学生是读理工科，实验室有很多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从中国到中国”。但本科教育不同的是，他们需要同时修多门通识类的必修课，而且多数学校会要求本科生住校，这就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和美国当地人接触。

这是校园内的变化。与此同时，当时美国的不少媒体也在关注这个群体。但这些文章的侧重点是相当片面的，基本围绕这些孩子的身份背具，比如“中国的富孩子到了美国的大农村”。现实远比报道中的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