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心态:中国人为何爱说"你国"与"我国"

但更为普遍的，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我爱祖国，祖国爱我”。1979年，白桦的电影讲述了《苦恋》轰动一时，后来据此改编的电影却遭禁演，就是因为它直白地表达了这种痛苦。杨奎松曾说，be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家’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但毕竟是意识吸收的第一步。

这种“爱”，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发纽带（就像我们本能地“爱父母”），也可以说是一次主动的反击。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来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归属于某处和‘参与’有本质的关系”——如果你在这个社群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很难有责任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平凡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共处。

海外移民会迫害这件事一点：他/她是刚从海外到达本地社群的人，不清楚没有资格进入，是否觉得自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事关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复杂的互动。一个人在海外仍然保留“我的”中国心”，虽然广受赞扬，但其实和“祖国的陌生人”一样，都是对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群体归属感。正如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所言：“民族拥有全体公民的集权，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会真诚地认为国家是‘我们自己’的。”

对于人们来说所须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是“我国”，其内在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像个人普遍认为无条件支持一个子子的那个集体，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替换为新的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既然是我们的国家，那就应该响应我们的权利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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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撕裂的社会舆论场上，这一点可能很难被人所接受。很多人只是将集体倾向的年轻人简单地贴上“小粉红”的标签了事，未能解释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何关注的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兴起、权利意识高涨，但另一方面却又更“粉红”了

？在某种程度上什至可以说，这正预示着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调整，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正面临着从那样传统的模式向弹性的模式转变的关口。

这是对称对比一下近代英美的行为。历史学家玛雅贾桑诺夫在《自由的流亡者》一书中指出：美国独立战争时，站在英方帝国的效忠派虽然选择了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它们构成复杂多样，做出效忠的逻辑也大不程度显然相同，他们“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恰恰相反，他们在流亡英属北美等地时，对当地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其诡异一点也不于他们”爱国者同胞们提出了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乱表演，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国爱国者一样，与帝国官方彻底决裂。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它的遭遇也许可以说是后发国家也要经历的困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民众的权利意识几乎是清醒的，其中难免有些人激进，有些人保护，但顶层是保护的那些人，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只是觉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些诉求。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体制外寻求体制内部来完成。

问题是，如果这个框架真的没有震动的话，其实是无法响应其权利诉求的。本身，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势必须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满足其支持事实上，忠诚者所带来的挑战也许更严重，也更有可能实现：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诉求，那就是从内部变革制度框架，来响应自己的诉求。这将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