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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旅日中国家长的信:向遇害的10岁中日男孩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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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多醒来,读到新闻,深圳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孩遇刺后身亡。那一刻,心被一股黑暗的力量拉着往下坠,大脑像胶片播放,无序地闪现着我在日本短暂生活时的场景,闪烁着那时的光影,伴随着那时的声音。最后定格在那个下午,在京都银阁寺脚下,一群天真烂漫的日本孩子背着书包放学,经过石桥,看见了骑车买菜的我,用可爱的童声大声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我女儿的名字叫Yitong) ”。多么害怕昨天遇害的10岁男孩会是其中的一个。会不会某一年,他也跟随着父母,就像我的孩子们一样,跟随着妈妈,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只不过,他的他乡,恰好是他的曾祖辈侵略过的地方。而他遇害的那天,恰好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的日子,9月18日。


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小男孩睁大眼睛躺在一大滩血中动也不动。一名疑似是他母亲的女子在旁边哭嚎着”。日本的媒体报道,当时陪同男童上学的母亲双手沾满大量鲜血,她用中文喊叫:“我的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救救我!” 读到这样的残暴和血腥,我很想紧紧地拥抱那个心碎和悲伤的母亲。目睹自己的孩子遇害,情何以堪?!我为她流泪,也为那个无辜和可怜的孩子流泪。孩子,很抱歉!我应该做更多,让更多的人懂得,中日的人们可以彼此拥抱,而非仇恨和伤害。而他的父母已经证明,中日的人甚至可以相爱。

但是,我并非试图说服,因为这一路径将会和仇恨的教化一样,是对民众的不尊重和愚弄。无论拥抱还是相爱只能来自于人和人真实的生活交往,如果还来不及去体验,保持开放和质疑也是一种文明。


在2018年访学前,我对于日本的了解甚为有限,有从教科书习得的概念,也有从网络浏览到的资讯,例如侵华战争的历史,日本旅行美食,网络上的女优,也偶尔阅读日本文学。虽然中日是一衣带水,但是我从没来和日本人有过交往,也没有情感的连接。对于侵华历史的愤怒,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政治正确的立场。历史不能被遗忘,必须被审视和反省,就像德国人对待他们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一样。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如何去理解和对待侵略者的后代?2018年3月,我带着那个问题去了京都。

我和家人住在大文字山的银阁寺脚下,有一条小溪从木房子的背后穿流而过,两侧正开着灿烂的白色和粉色的樱花。夜里月色清丽,花香浓郁,我很想在花丛下喝一壶清酒。可是,山脚下太安静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氛围都太安静了,四周无人,只有各种虫鸣。我既怕人又怕鬼,花下酒一直没喝成。


小溪沿着哲学之道流淌,穿过一座小桥,流向不远处的京都大学。小桥边上有低矮的房子,其中是一家超市。我常常骑车去买菜,有时候带着两个孩子走路去。房子丛中有一道木门,常常是虚掩的,背后依着一位老妇人。她似乎每天都是半躲在黑暗的门后,窥视着熙熙攘攘的世人。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老妇人探出半身,弯腰鞠躬,向我们递出一把雨伞。她说着日语,我完全听不懂,就用中文对话,但是感受到了她的善意。于是,点头致谢,但是,不习惯鞠躬,腰弯不下来。还了伞,算是相识,可是,从来没能交谈。时隔六年了,仍然惦记着木门背后的老人是否安在?

在京都的四个月,我们是在那里生活,而不是旅行,经历了善意、恶意、歧视和地震。如果把发生的故事放进生活的场景,而不仅仅是抽象为政治讨论,就会觉得误解和仇视是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可以理解和消除的。


那一年,我的女儿刚6岁,是上小学的年龄。在登记了租房地址后,她就近上小学一年级。上学的第一个星期,新生们需要接受生活能力的训练,例如如何看红绿灯,换鞋上厕所,独立放学回家。下午,我打开院子的门,远远地看到男班主任和学生们走路回来。老师挨家挨户地把学生送回去家。那时候,我需要写稿子挣钱,白天要出门采访,不能天天在家等孩子放学。

在京都的不同学区,都有政府资助的课后托管班。学校放学后,一个老师会带领着需要托管的孩子一起下山,去到河边的一个院子。那里有工作人员陪孩子们下棋,辅导功课,或者课外打球,还有下午茶点。我去到那个院子里,为女儿申请托管。可是,被拒绝了。对方的态度很坚决,没用英语向我解释,我又不能用日语进行交流。经过数番努力,我气急败坏,就觉得是日本人在歧视中国人,“为什么其他学生有托管权利,而我来自中国的女儿没有?”

于是,我找了一个在京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同胞,他能说流利的日语。我们和工作人员预约了时间,心平气和地交流,让对方出示相关的管理文件。终于弄明白,托管合同是每年一签,而且是交年费的。那是一个平等的制度,而非某个工作人员基于民族主义的仇视。我主动提出,托管四个月,交一年的费用。由于托管机构有政府的补助,费用低得不值一提。最后,他们接收了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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