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现代教育,只能是爱的教育

2024-09-21 | 来源: 史料搬运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随感两则。

一

众所周知，秦始皇赵正是一个特别勤政的人，每天要阅读批示海量的公文。《史记》记载赵正每天至少要处理“一石”简牍。先秦史学者王子今先生据此推论认为，“（赵正）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 30 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很多人据此为秦始皇鸣冤，说如此勤政的皇帝居然被骂了两千年暴君，真真是岂有此理。

实则这种鸣冤逻辑才是真正的岂有此理。就秦制政权而言，皇帝勤政必然是大坏事。说赵正每天至少处理“一石”简牍的原始出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载侯生与卢生的谈话。这二位方士化的儒生眼见赵正开始焚书，觉得未来必定焚人，遂决定逃离咸阳城。逃离前二人对赵正有一番批评，其中一条便是“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衡是计量装置，石是当时的一百二十斤，换算成今天的重量约为30公斤。意思是赵正批阅文件的方式是按石算，干起来昏天黑地不分昼夜，不批完绝不休息。王子今先生据此认为，哪怕赵正每天只“衡石量书”一次，也就是只批阅一石简牍，按出土竹简的重量与字数比，这30公斤文书也应有30万字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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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翻阅起来远比纸质书籍费力，赵正当然不可能每天看三十万字的简牍。他做皇帝，绝不是为了将自己累死。据出土文献可知，秦朝的简牍文书制度，是一份竹简只写一件事且须附有提要，以供皇帝御览。赵正批阅的，其实就是那简短的内容摘要。读完内容摘要后觉得有必要重点关注，才会去读简牍的详细内容，否则便略过不看。若摘要仅相当于正文的十分之一，则赵正的真实阅读量不过是每天约三万字而已。

其实，关注赵正的阅读量进而赞誉其勤政，早已偏离了侯生与卢生对赵正的批评。让侯生与卢生感到恐惧的，是赵正通过大量审批文书，对秦帝国的运作实施事无巨细的干预。这种勤政模式一旦启动，即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即意味着以一人之智为天下之智（专业人士统统靠边），以一人之私欲逆天下之大欲（无可遏制地要将自己的“雄才大略”付诸实践）。类似的恐惧，太史公在汉武帝年间也曾感受过。所以他比对今昔，在《史记》里高度赞誉吕后，说吕后虽然在高层政争中残暴血腥，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她和惠帝统治的时期“政不出房户”，对底层百姓而言却是个相对更好的时代。侯生与卢生对赵正的勤政深感恐惧，太史公对吕后的怠政不吝赞美，皆是基于对秦制政体权力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深刻理解。他们活在秦制之中，不会因勤政而赞誉秦制君王。

二

仇恨教育与专制统治是一对难分彼此的连体怪胎。斯宾诺莎说过，“仇恨永远不会是好东西”，仇恨教育当然更不可能是。遗憾的是，仇恨教育在这个世界极为常见。波兰人在近现代便曾长期深陷仇恨教育的泥潭。当波兰恢复为正常国家后，该国的思想史学者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1927-2009）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极权主义制度总是需要将仇恨作为不可替代的工具呢?”

这是发人深省的提问，也是里程碑式的反思。出现了这种提问，意味着波兰不仅在制度上有所纠正，且正试图修复残破的文化基因，以消除悲剧重来的可能性。科拉科夫斯基的思考与回答也非常精彩。他说：“它们（极权）需要仇恨，不只是为了军事动员而保持适当的准备，甚至主要地不是把人的绝望、失望，以及集聚起来的攻击性引向他人，并由此把他们锻造成自己的武器。不是的，仇恨的欲望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解释，即它从内心毁灭了那些仇恨的人。它使得他们在针对国家时在道德上无助；仇恨很像是自我毁灭，或者精神自杀，因此它彻底消灭了仇恨者之间的团结。‘盲目的仇恨’这种说法是多余的，没有其他种类的仇恨。因为，与爱相似，仇恨至少以它的完整的形式占据着整个人类精神领域，所以它可能显得是整合人格的一种手段。但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方面表明爱与恨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表明了没有任何极权主义国家能够放弃仇恨教育的理由。仇恨的纯粹消极性，使所有的人类交流瘫痪，也破坏了人格的内在统一，因此，它是解除人类灵魂之武装的不可替代的手段。”（《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2013，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