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打交道近30年他如何看中国与美中关系前景

记者：在习近平在掌权之前，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接触政策，认为通过更多地与中国接触，中国至少可以更加开放。但现在发生的事情似乎恰恰相反。那么您认为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中国重回这条轨道，或者是否仍然希望让中国重回这条轨道？

华自强：我个人认为，“接触”的标签有点过于两极分化。我认为对有能力的国家来说，与朋友、竞争对手、敌手进行对话实际上是很正常的。这种事经常发生。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与塔利班进行了谈判。对我来说，拥有沟通渠道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如何使用它们？我认为这就是区别所在。 15 或 20 年前，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这些渠道直接影响中国政策各方面的演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变化是这些渠道的目标不同了。其目的是确保双方明确地了解对方的意图，负责任地管理策略问题。但其中还有一个因素，这再次涉及到第三国、这些重要联盟如何看待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看到美国的努力，他们往往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才是不负责任的伙伴。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如今使用高级别授权渠道某种程度上不是仅与中国相关，这也与通过联盟网络来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有关。

记者：如您所知，国务卿布林肯多次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调整对华政策？

华自强：我认为你引用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两年前的演讲中提到的这句话，奠定了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架构，我认为这涉及了我所说的，在之前那个时代，这些渠道用于不同的目的。当时我们试图谈判大型框架协议，试图激发关于改革的辩论。根据中国体制中的一些定义，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让位于这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渠道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即使双方在一个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正如我们在军事关系等领域所看到的那样，美中仍然希望避免意外冲突的发生。因此你围绕这些新目标重新调整渠道的用途。

记者：我还想问一下中俄关系。中俄、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中俄刚刚进行了印太地区最大规模的演习之一，而且他们正在加强在该地区的合作。那么这背后的动态是什么？您认为美国足够了解这种动态吗？

华自强：我认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谦虚，不断更新我们的理解。但我确实认为，目前清晰的是，中俄关系在过去10年里朝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方向发展，这主要是一种高层关系，并且我认为这是由对美国意图的共同恐惧和猜疑所驱动的。它诞生于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时期，北京和莫斯科都担心这些会蔓延到他们的领土上。但我认为，自那以后，它更多成为了一种地缘政治对冲，以对抗中国眼中在其后院出现的“亚洲北约”。我认为，客观现实更多的是一种安全困境，印太地区的国家看到了北京力量的增长，看到了其意图缺乏透明度，并看到了更多使用这种权力来实现其目标的决断和意愿。他们自然会相互指望，并指望华盛顿形成一种对冲，因此你看到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功能被重新调整，那是20年前海啸后建立的人道主义救援架构，现在它致力于解决海域意识等问题。你看到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达成奥库斯(AUKUS)协议，这些新的三边机制，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历史性的峰会。我认为这些动态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国家正就对对中国的恐惧做出反应，这导致中国加深了与俄罗斯关系的对冲作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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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观点认为，正是四方对话、AUKUS和美国的此类战略，或者制裁，将中国推向了俄罗斯。

华自强：你知道，的确有这些叙事。我认为我们必须倾听各方的叙述。但我认为，更客观的现实是，如果中国管理其野心的方式是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仲裁、争端解决机制、普遍认同的管辖主权、航行自由和海洋法的框架，海洋，这将给该地区国家呈现出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景象。中国现在试图在南中国海、东海及其边界沿线推行一套新的规范，在这种环境下，很难说其中许多国家采取的防御措施是为了挑衅中国。

记者：您认为我们能期待习近平政府使用这样的和平手段吗？

华自强：我认为这就是威慑的用处所在。这取决于北京所认为的成本有多高。人们担心，如果北京所认为的成本不会很高，这就会激励他们利用这些工具来实现某些领土目标和其他目标。

记者：在这个选举季，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经常被共和党竞选团队批评为过于软弱。你对此有何看法？

华自强：美国正在选举，所以很明显，你永远不会听到有人说某人的政策太强硬。我认为，老实说，现实是，在我看来，这次选举并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其他议题。中国会被提到，但如果你看它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大会演讲中比重，有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很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观点。其次，我认为，在我看来，对选民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贸易和不公平感、缺乏互惠和芬太尼上，多年来，芬太尼是一个问题，与中国这些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商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这类问题在边缘上很重要，但对美国选民来说并不是核心问题，特别是在将决定这次选举结果的摇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