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时代:该做的没做黯然交班

一位资深人权活动人士对本台分析说，“其实（媒体管控）胡温时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报》就是个典型例子，......这都是胡温在2005年以后的一些举动。所以胡温时代的媒体是比较活跃，比之后的时代活跃，但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报，包括2005年代撤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夏逸陶职位，其伙伴媒体《新京报》突遭《光明日报》社接管等一连串事件。为了安全起见，这位人权活动人士以匿名接受采访。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胡锦涛时代虽然有显著增长，但其发展空间也在不断受压。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办人李强告诉本台，他们从2004年起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但他们这样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到2012年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一年，甚至有国保警察专程到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锦涛在执政初期，先后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表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新的蓝图。

2003年底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农业税，以及大幅减少劳动教养人数等，这些做法都给社会传递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在当地强烈反弹，中央政府最后让步，中止立法。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凤凰网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总结胡温执政的前期时赞许说，“胡温新政”的立足点是“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国又出现了“黑监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1年的报告指出，“自 2003 年以来，大量中国公民被关进秘密的非法拘留设施，不但关押期间无法与外界接触，而且关押时间可长达数天或数月。这些俗称为 ‘黑监狱’或‘黑房屋’的设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级官员开设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分析说，“其实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控制一直是没有放松的，包括到胡温后期的网格化维稳等等。”他还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七十三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度，“对特定群体来说，社会控制始终是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的。”

也是胡锦涛执政后期，2009年初，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区因民族矛盾出现大规模暴力骚乱，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予以血腥镇压，引发外界强烈质疑。2011年，中国警方提前出动，镇压了一场并未实际发生的以民主为诉求的社会运动“茉莉花革命”，数百位并未参与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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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是分水岭

胡锦涛时期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有社会松动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并未放松对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说，胡锦涛政府的一些宽松政策与胡温的出身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真正的平民领导人，他们在党的体系下是靠自己打拼，而中国共产党还是宣称自己是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他们是有民粹主义的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多次亲赴灾区，受到外界广泛认可。

但夏明认为，今天中国严酷的维稳体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续自四川大地震时期。但他说，这背后有北京奥运会的因素，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形成了一套维稳机制，“他们把奥运的这些监控、维稳机制进行了常态化，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紧急状态的国家。”夏明补充说，这套维稳体系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主管奥运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习、周在这些方面的联手与当时中共高层的权斗有关。

有不少观察家用中共高层权斗来解释胡锦涛执政后期倾向于保守的现象。前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素，“习近平上台（担任常委）以后，他来主管党建、主管意识形态，立即就开始左转。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总书记）就是他了。”

但她也认为，胡锦涛实际上和其前任江泽民相似，都没有勇气去突破中共党国体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们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有想法给一些开放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触到底线，他们就逃回来了。”

前述那位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对胡锦涛时代的这种矛盾性要放在更长时段的周期去看，“它整体上是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个大周期的产物，也就是说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个比较放的阶段，08之后是一个收的阶段，胡温就刚好是卡在了两个阶段之间，所以显示出来就是前半段比较放，后半段比较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