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 美国大选"三输":媒体输了、民调输了、学者输了

从客观情势的变化上看，拜登宣布退选并提名哈里斯接任选举，对于学者们的预测模型而言是一个独特的新变量。哈里斯在竞选中期的介入，颠覆了模型对于选民忠诚度和议题重要性的假设，这种突然转变使得关键选民的情绪变得模糊不定3。

从选民关注的优先事项上看，相较于过去由少数几个议题主导辩论，今年的选举有相当一系列的议题都被选民赋予了高度重视，并且特朗普和哈里斯在不同的议题上占有优势。对多个议题的强调分散了预测的清晰度。

从被忽视的怨恨情绪来看，怨恨的情绪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但现有的预测方法和调查模型却无法充分的捕捉。除了旧有的基于种族怨恨和地区的边缘化产生的身份怨恨，美国民众在选举中表现出的更为广泛的“厌旧”情绪更值得关注。

立场中左翼的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Galston）表示：“我认为，特朗普得到了这种大众情绪的助力，人们认为美国的内外形势都在走向失控，这让他们更愿意考虑品尝一丝权威的滋味。”

也许人们不支持共和党，但人们已经厌倦了民主党的无能执政，为了“求新”而选择通过投票来控诉，甚至超越党派直指精英阶层，“华盛顿的精英控制着一切，人民的意愿被忽视了，这不仅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问题，而是华盛顿精英们的问题4。

新特朗普时代

此次大选前，福山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就表达了对美国民主制的担忧：“这届美国大选真正令人愤怒的地方在于，如此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场关于政策问题的常规选举，而没有注意到这是一场关于更深层制度危机的选举，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岌岌可危。这种对制度的侵蚀才是最具破坏性的事情。”

甚至连投票给哈里斯的选民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尽管特朗普会破坏我们现有的制度，但我觉得民主党执政期间整个民主制度在代表人民的方面相当失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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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连任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几个深层次转变，而每个转变都对政治动态、社会凝聚力和制度完整性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是传统媒体已经不再是影响选民看法的主要因素，因为特朗普的选民们大多都不相信主流的传统媒体。尽管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媒体与第三方机构对新闻事实的核查次数与力度前所未有的高，但比起虚假信息的威胁，社交媒体的部落化以及信任的缺失才是传统媒体面临的根本挑战，甚至他们还面临着自身内部的分歧和资本裹挟。

其次，泛政治化导致的怨恨情绪正在加速社会撕裂。“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的人并没有被同处一个社会的另一群人看见，甚至从未有机会被看见；同时另一群人也无意、甚至厌恶看见他们。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同处一个空间，同处一个国家，却彼此不愿看见，相互憎恶”。正如福山在他的承认政治中表示的那样，怨恨情绪与具体领域结合所产生的政治化行为，正裹挟着美国走向失控。

激起这些怨恨的原因有很多，在教育领域表现为迈克尔·桑德尔所言的优绩主义陷阱，美国教育的制度设计只是精英世代权力再生产的掩饰工具，却造成了个人主义和对自我能力肯定的幻觉，这使得建制派精英们进一步与底层社会脱节。在经济领域则表现为全球化与产业链外移，导致经济结构变迁下铁锈带和底层工人和农民的愤怒，这进一步促成了美国国内的区域分化和反城市情绪等等。

此外，民粹时代来临与民主规范破碎将深刻影响未来美国政治。特朗普的连任凸显了美国人对民粹主义言论的偏好增加以及对既有政治规范的抵制，未来的关键斗争将是特朗普所说的与他认为腐败的体制的战争，如果顺利的话特朗普及其政治统治将长达12年，美国将成为特朗普的美国6。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计划通过重塑司法机构、以及加强民族主义政策，来推进其个人和政治议程。在司法和法律框架的转变上，特朗普的重塑计划可能导致司法系统向更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演变。这种转变有可能使保守的法律解释在几代人中根深蒂固，进一步分化司法系统，从而破坏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在社会政策上，特朗普则将沿着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对生殖权利、性别权利和移民(专题)政策进行重塑。

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加剧、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衰落、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和社会框架的改变，表明美国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演变，内部分裂与右倾民粹主义的崛起，才是大选风向标失灵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