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 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蜜月能持续多久?对美国制造...

以超级公司为例，1995年，财富五百强榜单上营收最高的十家美国企业，还有八家出自工业领域，而到了2024年，连同亚马逊、Alphabat在内，能够在海外市场大规模交付标准产品与服务的企业在十强中仅余四席，堪堪持平于美国医疗体系寄生的“特色”医药服务寡头上榜家数。

伴随着这种“全球性”企业与“本土性”企业，或者说，“生产力型”企业与“生产关系型”企业的此消彼长，美国生活方式所唤起的想象也已全然不同。那些在北美以外极少听闻的陌生医药巨头及其业务，不仅谈不上征服他国公众心智，甚至在源源不断输出着耸人听闻的美国金元医疗怪谈。

对于这种衰落，美国朝野精英自然心知肚明，也不约而同捕捉到了其症结所在：美国人或许仍然是最慷慨的消费者，但美国企业已在大多数标准消费品的供应中输给了海外竞争者。

大选前夕，《美国事务》主编朱利叶斯·克莱因（Julius Krein）便发表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美国工业必须再次崛起》，充分展现了当下精英阶层的判断与应对。

克莱因开宗明义地断言，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人都将进入一段消费紧缩时期，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紧缩的具体路径：

是追求财政平衡的“传统”紧缩？运动式减排带来的“绿色”紧缩？还是以“追赶式再工业化”（catch-up reindustrialisation）为宗旨、从消费驱动向投资驱动的国内政策转型？

克莱因本人，无疑是“第三条道路”的忠实拥护者。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美国显然浪费了单极时代的红利，这不仅是因为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干预，还因为其不明智的经济政策，重振工业基础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否则，“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的帝国将彻底崩溃”。

可即便是对产业政策有如此深入思考的理论家，在解读美国工业的衰落或者中国工业的崛起上，依然暴露出诸多偏差。拿着错误的诊断和药方，恐怕不会带来药到病除的正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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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克莱因认为美国工业衰落的内因是企业偏离了经济理性假设，以股东价值最大化而非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而带来对“金融炼金术”的沉迷，最终结果是长期投资不足，特别是在外国竞争对手压低回报的资本密集型行业。

讽刺的是，克莱因今天所痛批的企业行为“偏差”，恰恰出于美国式“管理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原动力。

企业史泰斗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曾总结道：“作为核心动力的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能力……在保持企业市场份额方面，中层管理人员的能力比主管每个运作部门的低层管理人员的能力更加重要……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是工业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组织能力的发掘和保持不仅可以确保企业的持续发展，还可以影响企业的和新兴工业企业所在国家的持续发展。这种组织能力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有助于使美德两国在一战前的30年间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最富竞争力的国家...尽管英国不断承诺要将管理层改革为非等级式的、人性化的形式，但是他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中却未能完成改革。这阻碍了英国企业以及英国经营产业的竞争力的发展，并大大削弱了英国产业相对于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工业力量”。

这种由中高级企业管理者为载体的组织能力，在驱动美国工业开疆拓土的同时，也催生着美国式企业管理的一轮轮深刻演化。克莱因痛心疾首的美国企业“脱实向虚”，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综合经营与杠杆收购浪潮中已然奠定。对于训练有素、经纶满腹的MBA管理通才而言，将大型企业的庞杂分支视作报表上一篮子投资组合，从冰冷的财务数据“点石成金”，本就是再理性不过的取向。

1981年正式接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正是此种“基金经理化”CEO的典范，也在单极时代享受着全球企业界的狂热崇拜与追捧。

这一时期，“日本(专题)制造”崛起也曾在美国产业界掀起过昙花一现的精益、JIT学习热，然而这些源于日本企业“现场”的经验很快被证明水土不服，被本土化、面向中高层管理者的六西格玛运动取代。

归根结底，美国企业形成以中高层管理者为核心的组织格局，其根源在于早年工业资本与车间工人之间的剧烈对抗，使美式大工业就此走上将生产管理自主权从车间剥离的道路。正如产业经济学家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所言，移植日本经验“需要在美国大生产企业中作一场急剧的劳动关系重组，才能使管理者相信在日本管理实践中工人拥有的技术和权力只会被用于增加生产剩余，而不是被用来进行产量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