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 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蜜月能持续多久?对美国制造...

与此相反，日本乃至韩国、中国等东亚模式的后起代表，则显现出车间现场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全然不同的张力。日本质量管理之父石川馨曾猜想，造成这一区别的最重要因素或许是东亚国家以工商为末业的前工业化传统，而后从农业人口而非手工业人口转移向大机器生产，反而可能因缺乏分工专业化习惯，形成意料之外的基层管理“后发优势”。

在今天对美国企业“脱实向虚”的激烈抨击中，美式车间管理的对抗性大有必要被重新强调。正是这种激烈对抗的存在，使美国企业组织能力向今天所看到的路径演化。新一代研究者们所幻想的“另一条道路”，则早已被美国产业史上倒下的累累尸骨所证伪。

记录美国机床产业变迁的杰作《当机器停止运转》中，Burgmaster这家美国机床产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兴衰浮沉，就足以作为“另一条道路”的代表。

曾几何时，美国机床厂商一如今天被神化的欧美日“隐形冠军”，习惯通过累积订单与控制生产周期的手段平滑市场景气波动，稳定而丰厚的收入使中小企业也足以通过利润分享和年功体系维持温情脉脉的劳资合作关系。然而山崎等日本低成本竞争者加入后，以最朴实无华的价格杠杆和运营效率摧毁了这套商业模式的运转，开放竞争中，Burgmaster等“守成”厂商往往在保利润还是保营收的两难抉择中反复摇摆，劳资合作也随之瓦解，“血条”有限的中小企业，最终只能选择或被并购或是破产的结局。

正是作为对这种开放竞争的无奈回应，导致了拉佐尼克彼时观察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即美国方兴未艾的“去蓝领化”浪潮，以至于冷战尾声的美国朝野形成了这样一种延续至单极时代的坚定共识：“如果一个公司、一个行业或一个国家在接下来四分之一世纪里未大幅度增加制造业生产，同时未大幅度减少其蓝领工人数量，它就无望保持竞争力，甚或无望保持‘发达’，它将相当快地衰落。英国最近25年里一直处于工业衰落之中，多半是因为每个制造单位的蓝领工人数量的下降远慢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即便如此，英国在发达国家中间失业率最高—超过13%。

英国的例子显示了一个新的、至关紧要的经济公式：一个公司、行业或国家，若将维持蓝领工人的制造业工作置于其国际竞争力（那意味着稳步减少此类工作）之前，那么它不久就将生产和工作两头落空。维持此类蓝领工作的努力实际上是造就失业的办法……这当中蕴涵的是一个结论：一国越快地缩减制造业中的蓝领雇佣，它的总失业量就会越小”。

基于这样的共识，许多美国大公司如IBM、通用电气、三大底特律车企，也不约而同将“去蓝领化”作为方针，其中表现最“优秀”的IBM，甚至在郭士纳掌舵期间上演了一出从硬件公司全面转型软件公司的“大象之舞”，公司股价也果然创造了暴涨十倍的奇迹。

从其后的实践看，美国工业界整体实现了这一发展目标，在第二产业GDP占比大体稳定的同时，采掘、建筑和制造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目前仅约10%，而中国的可比指标则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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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单极时代的落幕，从股东价值最大化到“去蓝领化”，曾经不证自明的金科玉律，已成为美国经济“误入歧途”的主要罪证，重振美国工业与蓝领就业，则又成为不分红蓝的跨党派共识。

如同八十年代的精益管理学习热，今天的美国精英，也对其理解的“中国制造”崛起法宝——产业政策给予了极高期待。

这种对产业政策的重新认知，可以认为是精益管理带来的基层“现场”视角后，对美国经济理论的另一大启发：推动企业发展的组织能力，既可以存在于公司这一实体之内，也可以存在于更高层面的“有为政府”。

不过这种对产业政策的顿悟和效仿，就像当年的精益管理热潮，在脱离了劳动力禀赋这一基础后，注定只会收获似是而非的结果。

刚刚结束的选战，仅仅是对胜利者驾驭产业政策考验的开端。

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万斯团队反复声称将以全面的关税壁垒刺激制造业。作为美国通胀潮最初的吹哨人，拉里·萨默斯甚至直接将这一激进做法评价为“导致所有滞胀的药方”。

至于更为精细的产业政策谋划，克莱因也提到，在实施中将面临许多障碍和复杂情况：“首先，美国政府机构在设计和执行产业战略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对较少，与亚洲同行相比尤其如此。美国政府本身的组织结构也较差，整合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机构能力有限”。

或许，在明确表达了参与白宫事务的兴趣后，马斯克这样的人物也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从而补上华盛顿职业官僚在产业政策规划与落实中的能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