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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貴州人吃光了"祖宗飯" 斷絕了"子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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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及播講:高新


我們本專欄前一篇文章《孫志剛應該以死謝罪的是他在貴州強推的“玉米革命”》的最後一段內容是:雖然貴州全省的玉米種植面積已經逐年恢復到了2023年的一千多萬畝,但還是沒有完全回到孫志剛在當地強推“玉米革命”運動之前的種植規模。當地玉米專家希望能夠在未來時間逐步恢復、增加到1800萬至2000萬畝,以此才能確保全省范圍內的糧食安全。由此可見這個孫志剛真的是罪該萬死!

不過呢,有牆內媒體的記者卻認為“玉米革命”也只是孫志剛為禍貴州的典型事件之一,更令人心驚的是他在貴州各地市強推的“跨越式”發展導致的惡果。也就是說,孫志剛給貴州省制造了子子孫孫都還不盡的天文數字地方債,更是罪該萬萬死。


有貴州地方官員對牆內媒體揭露說,孫書記在任時,貴州“怪相”頻頻:越是財政緊張的縣市,越喜歡上馬遠超當地財政規模的市政項目,而且資金額往往大得令人咋舌。其中奧妙就是項目大,經手的環節多,其中的“尋租空間”自然也大;同時,項目預算經費高,也會直接拉升當地的經濟產值,從而彰顯了“政績”。

至於欠下的賬……崽賣爺田,不心疼。反正有後面接任者托底,大不了再讓國家和省裡買單。

事實上,豈止是“崽賣爺田”,更是江澤民當年所深為擔憂的“吃祖宗飯,斷子孫路”。



眾所周知,貴州是中國最窮的省份,所以該省的領導人若想利用手中權力在當地財政收入中“尋租“,實在是空間有限。這就是為什麼孫志剛斗膽把該省的債務規模擴大至天文數字;這就是為什麼孫志剛能夠成為中共省委書記中的貪官之最,受賄金額超過了8億。簡單一句話,那就是他孫志剛以及他的前任、後任,更還有貴州省的各級貪官們為“發展經濟”而瘋狂舉債的目的,說到底就是為了擴大他們的“尋租”空間。

就在上月孫志剛被法庭一審判處死緩附加終身監禁的當天,騰訊新聞即刊登《創紀錄貪走8億,卻讓貴州背上沉重債務,孫志剛迎來人生審判》一文,說是“在貴州大搞借債發展,讓貴州背上沉重負擔,步履蹣跚,成為他(孫志剛的)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孫志剛治下,貴州各地開啟了巨額債務換發展的模式,到如今積重難返。”

如上一段是原文照引。但把導致貴州背上沉重債務的罪孽借喻為“阿喀琉斯之踵“,委實不恰當。所謂“阿喀琉斯之踵”,源於荷馬史詩中的一個故事。阿喀琉斯是一位希臘的戰爭英雄。傳說他全身金剛不壞,惟其腳踵最為薄弱,不幸被敵軍用毒箭射中此處而轟然倒地身亡。後人用這一典故比喻再強大者也有“死穴”。

最近一些年裡牆內官員和媒體頻繁把此“踵”當“軟肋”用,都是因為講話必須用“典”的習近平在2016年的“兩會”期間說過一句“創新能力不強是我國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但事實上“阿喀琉斯之踵”只能被理解為漢語中的“死穴”或者說“命門”,而不應該當“轉肋”解。習近平所認識到的“創新能力不強”不過是這個國家數不清的“軟肋”之一,在此借喻 “阿喀琉斯之踵”,純屬賣弄。

對不起,“跑偏”了。回到孫志剛身上,用中國人的土話“腦袋頂上生瘡,腳底板下流膿”形容他才是最貼切的。

我們本專欄此前的文章中已經詳細介紹過,孫志剛到任貴州省長的時間是2015年10月, 卸任貴州省委書記的時間是2021年11月。接替他貴州省委書記職務的諶貽琴又把該職交給徐麟的時間是2022年12月。一心希望在5年省委書記任上積累政績為二十一大上晉升副國級鋪路的徐麟到任之後才發現他的工作重心只能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防止全面返貧”,二是“化解全省范圍內的嚴重債務危機”。整天忙的就是為前任和前前任們擦屁股。當地媒體根據他“必須把困難說清楚”的指示,主動對外公開了該省債務已達1.5萬多億的可怕數字,而且這個數字並不包括隱性債務。需要強調的是,該省一年的一般預算收入只有區區兩千億左右。



在徐麟的要求下,貴州省政府的“發展研究中心”從去年初開始用不到3個月的時間完成一份“全省債務問題調研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就是貴州當前深陷債務危機,已確定無力自救,希望能夠得到上級部門的智力支持,幫助他們想想辦法。

我們知道,這個徐麟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出身,被習近平調到中央工作後,先後擔任過中宣部副部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在中共所有在任省委書記中,沒有誰比他更懂“宣傳”了。而他因為有習近平做靠山,也敢於做其他省份領導人想不都敢想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主政地區的債務危機主動“讓人民知道”。於是,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文章的主要內容被取標題為《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靠自身能力已無化債方法》,向外公開宣傳。

前面說了,徐麟在中央擔任過的職務之一是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曾經和外媒駐華記者們接觸甚多。筆者相信徐麟領導下的貴州官方對法國《世界日報》刊登的《貴州有著陡峭的山,還有著像山一樣高的債務》一文作者的采訪提供了方便。該文章作者哈羅德·蒂博表示,貴州是一個令人驚歎的省份,有著傳統的村莊、有著青山綠水……還有著像山一樣高的債務。貴州省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它將發展的重點完全放在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雄心勃勃的項目上。貴州是中國唯一沒有平原的省份,世界一百座最高橋梁中,就有四十多座位於貴州。《中國日報》在2020年時曾說:貴州“就像一座世界橋梁博物館。”但是,貴州大量的橋梁建築工地是以犧牲財務平衡為代價的。現在,貴州卻因此陷入了困境,到2023年底,它的負債高達約1925億歐元,成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最嚴重的省份。除了上述的巨額債務,貴州省還有賬外債務。為了跟上北京要求的增長速度,中國各地的省市級地方政府通過創建外部公司來借錢,以便審慎比率不超過官方的要求……。

不過,該怎麼說就怎麼說,筆者認為孫志剛當年在貴州的所作所為並非是“為了跟上北京要求的增長速度”,而完全是他自己的隨心所欲。


事實上早在2013年底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就已經特別強調過“今後對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的各類考核考察,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指標”。而且該《通知》中還特別強調了要“加強對政府債務狀況的考核,把政府負債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強化任期內舉債情況的考核、審計和責任追究,防止急於求成,以盲目舉債搞‘政績工程’……,把積極化解歷史遺留問題,是否存在‘新官不理舊賬’‘吃子孫飯’等問題,作為考核評價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履職盡責的重要內容”;“要對違背科學發展的行為實行責任追究,對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幹,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損害群眾利益造成惡劣影響的,造成資源嚴重浪費的,造成生態嚴重破壞的,盲目舉債留下一攤子爛賬的,要記錄在案,視情節輕重,給予組織處理或黨紀政紀處分,已經離任的也要追究責任”。

而徐麟接掌貴州後,正是依據如上《通知》的條文對包括時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李再勇在內的一批陳敏爾、孫志剛和諶貽琴給他留下的“問題”幹部們進行“考核”。

正是在掌握了李再勇擔任貴州地方官期間一路瘋狂舉債創造“政績”,一路被孫志剛表彰、提拔的事實後,徐麟下令把貴州省已經不可能自己化解的嚴重地方債務危機的消息公之與眾。

李再勇是中紀委接到貴州紀委“調查報告”的當月,也就是去年2月被中紀委宣布“正在接受監察審查”的,兩個月後《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靠自身能力已無化債方法》一文出籠。當時即有外界媒體認為這是貴州省委和省政府的“躺平擺爛”之舉,其實不然。毫無疑問,徐麟如此作為的目的之一是向李強的國務院哭窮。而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向公眾宣告自己絕不為前任背黑鍋,同時逼迫中央對自己到任之前的貴州全省范圍內的地方債危機制造者追責。

但是,無論下決心拋出孫志剛之前是否已經掌握了其巨額受賄的犯罪證據,習近平當局只是不制止牆內媒體公開宣傳孫志剛給貴州留下的天文數字的地方債務斷了當地的“子孫路”,卻在開除他黨籍的中紀委通報和檢察院對他的起訴書中,都回避了他的“濫用職權”罪。

與其相比,無論是先於他入獄的李再勇還是後於他入獄的秦如培,則都是因“違規舉債”的罪惡歷史而被以“濫用職權”問責、治罪。


中紀委在開除李再勇黨籍的通報中羅列出的罪狀之一就是“大搞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肆意違規舉債融資,造成重大債務風險,嚴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

今年5月,重慶地方檢察院起訴李再勇受賄4.32億余元;2014年至2017年擔任六盤水市委書記、市城鄉規劃建設委員會主任期間,……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強令開工建設,並指示授意通過舉債融資繼續推進該項目。截至案發,該項目已支付項目融資利息和其他費用共計人民幣9.14億余元,……破壞生態環境造成經濟損失人民幣8645萬余元。



判決結果是,李再勇因受賄罪領刑死緩,因濫用職權罪領刑7年。合並執行死緩(但不附加終身監禁)。

而在孫志剛被宣判的5天以後,秦如培被宣布了逮捕令。這位秦如培是陳敏爾一手提拔起來的幹部,成為時任貴州省長孫志剛的第一副手------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孫志剛接任省委書記後,就地晉升省長無望的秦如培被交流到廣西擔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直到落馬

今年10月11日宣布的開除秦如培黨籍的通報中說他“政績觀錯位,不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違規舉債,瞞報債務,弄虛作假,欺瞞上級;大搞權錢交易,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犯罪”。

據此,他日後一定也會和李再勇一樣被以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兩罪並罰。

說起來,無論是李再勇還是秦如培,都不過是貴州省下面的某縣、某市過去債務危機的制造者。針對孫志剛雖然因受賄一項罪名被判了死緩還附加終身監禁,但卻沒有和李再勇一樣同時被訴以“濫用職權“罪,牆內媒體也有斗膽說“公道話”的。大意是:很明顯,貴州全省各地債務纏身這顆雷,孫志剛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央三令五申,對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加強地方債務監督管理作出重要部署。孫志剛置若罔聞,陽奉陰違,最後導致他一朝覆滅。不過呢,“說句公道話,貴州這些不顧實力的‘發展’並非孫志剛在任時獨有,這些年或多或少都一直存在,只是到了孫志剛在任時,變本加厲,使得本不富裕的貴州經濟雪上加霜。”

至於習近平當局為何不公開追究孫志剛的“濫用職權“,筆者能夠想到的原因有三。一是擔心“拔出蘿卜帶起泥”,導致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陳敏爾和諶貽琴一起成為輿論焦點。牆內經濟學家梅新育曾發文指出,從2015年到2020年基本上是貴州地方債膨脹最快的時期,孫志剛在這段時間主政貴州,對這些問題應該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這五年時間裡,先是陳敏爾任書記,孫志剛任省長,然後是孫志剛任書記,諶貽琴任省長。公平追責的話,三個人誰都應該為地方債危機向貴州全省人民請罪。

二是地方債危機全國范圍內都有,公開就此追責孫志剛的話,豈不是會被地方債同樣嚴重的“兄弟省份”在任及前任領導人們擔心中央“打擊一大片”?不利於黨內安定團結。

三是如若追究一個省委書記為大規模“面子工程”而瘋狂舉債的“濫用職權”罪,難保不會讓人由此聯想到習近平的雄安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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