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煎熬:右派國家,美國為什麼獨一無二

2024-11-18 | 來源: Allan Bloom《右派國家，美國為�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自由主義的煎熬：1964—1988年

有時候，一個簡單的姿勢能夠傳達出整個哲學的本質意蘊。1964年競選期間，林登·約翰遜造訪羅得島州首府普羅維登斯時，手握擴音喇叭，激情澎湃地登上小汽車車頂。這位在任的民主黨總統對歡呼的人群大聲說道：“我要告訴大家，我們贊成的事很多，反對的事極少。”[1]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主張大政府的自由主義者沉浸在勝利之中。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經濟增長的秘密：人們只要調整幾個經濟指標，世界就會迅速變得更加富有。更讓人吃驚的是，決策者認為他們有能力根治社會病——無論是貧窮還是歧視——大多數美國人依然對此深信不疑。有一群科學家甚至開始了一個旨在控制天氣的研究項目，其研究經費由國家科學基金提供。[2]

獲勝的約翰遜決心使國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他寄希望於30年來成功的進步政策、國內的扶貧政策以及國外對共產主義的遏制，來促進全國團結。但結果卻是背道而馳——他不僅使國家分裂了，而且使羅斯福的大聯盟瓦解了。1969年，約翰遜離開白宮時，共和黨人接過了白宮的鑰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認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後的24年裡，把持白宮達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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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無論對右派還是其他派別來說，都是一個混亂喧囂的時期。1976年，水門事件塵埃落定之時，許多保守主義者斷定，一代人的共和主義夢想已經破滅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體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這一時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層戰士逐漸成為一支統一大軍，右派知識分子開始制定政策，人口統計學繼續使美國朝著有利於西南的方向發展。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過羅納德·裡根匯聚到了一起，而裡根的哲學恰恰與約翰遜的完全相反——政府是問題叢生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道。

唾棄左派

1965年，約翰遜繼續他1964年的事業。在《民權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權法案》。他宣布對“合眾國裡的一切貧窮和失業全面開戰”。通過“貧困兒童學前教育計劃”（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國家藝術及人文學科捐贈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龐大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將聯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級文化和醫療保健領域。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John McCormack）吹噓道：“這是國會夢寐以求的成就，這是國會夢想成真的事業。”[3]毫無疑問，“偉大社會計劃”中的許多計劃是值得稱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這些計劃自身的慣性激發了政府機構的統治權，激怒了白人。他們無情地拉開民主黨與中間選民的距離，從而使曾經投票支持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斷膨脹。

民主黨的民權議程迅速從保證黑人公民的基本權利——如平等的機會權和投票權——擴大到以優惠待遇來補償過去的不公正。例如，約翰遜的“社區行動計劃”，本來是要幫助窮人自救，但由於在貧窮社區裡把權力給了那些專事抗議的人，以至於貧窮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1970年，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嚇強詞奪理的人》（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4]一書中譏諷過這類抗議者。[5]猶太人社區不斷強化的激進主義使得民主黨聯盟內部更趨緊張，在北方城市暴亂不斷的20世紀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區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黑人構成了民主黨支持者的半數，他們似乎覺得這種抗議是合法的，而解決之道就是給予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優惠。由貧窮白人和市郊居民構成的民主黨的另一半支持者厭惡秩序混亂，並且不明白為什麼要給予黑人特殊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