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对中国是祸害梁启超百年前就已看穿

2024-11-22 | 来源: 颜昌海看中国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该协议草案内容大致包括三条。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条约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它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都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的独立的。协议草案的有关条约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俄军队将立即撤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承认苏俄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

第三条是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的房地产权问题。协议草案第三条声称属于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俄政府。另外，在协议草案中还涉及到庚子赔款的规定，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用途。

由于该协议草案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因此在签协议草案的第二天，即192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否决了该协议草案。3月19日，加拉罕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还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在所限的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并蛮横宣称：“中苏交涉已结束，《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不能修改，此后非无条件承认，不能恢复邦交。”苏俄对中国表示“友好”的真实意图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协议草案外，中东铁路的利权争执也反映了苏俄的真实用心。越飞和加拉罕先后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达成某种解决方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州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

事实上，苏俄同中国恢复邦交，是从维护苏俄的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而梁启超在此时坚持反对苏俄的立场，除了在政治制度上不认同苏俄之外，很大程度上乃是意识到了苏俄此举可能对中国造成的侵害，目的是要提醒国人不要轻信苏俄，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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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当时对苏俄的看法代表了一批人的看法。当时任《晨报》副刊编辑主任的徐志摩就曾指出：“说到苏俄，我自然是极力赞成，不过我与多数赞成联俄者不同的地方，在我的赞成为有条件的赞成而已。什么条件呢？并不大，并不难，只要苏俄不在中国内政上捣乱就行了。”苏俄对中国的政策“完全是一个以俄国为发端，以俄国为归宿的私利政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仁义道德在内”。而且，苏俄放弃在中国的许多权利，事实上“这种放弃也只是一种宣传手段，根本还是为了他自己的较大利益设想，怎见得是赤心利他的行为呢”。另外，丁文江也撰文道：“主张联俄的人说苏俄与其它帝国不同，对于我们是完全没有私意的。但是苏俄在北海外蒙的举动，我是知道得清楚的，我最近得到苏俄运到库仓的军火秘密单子”，“试问苏俄在这四个月里面为什么要运大宗的军火到外蒙来？这种举动，同帝国主义的国家，有什么分别”。

马克思是苏俄为侵华制造的骗人偶像。（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不赞同中国走俄国式的路

从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梁启超反对苏俄，反对走苏俄式的路，的确有其不得不反的道理。在国人向苏俄接近，主张“走俄国人的路”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了一般人未曾看到的东西，并对国内日益激进的联俄思潮提出了警告。如果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审视，其所具有的捍卫民族利益及国家利益的用心，值得肯定。当然，梁启超反对走俄国人的路，反对马克思主义，还有其政治立场的因素。梁启超坚持改良主义，站在其认定的“集产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不主张革命，而主张在不改变社会政治基本现状的前提下，进行改良。因此，他对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持反对态度，不认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不赞同中国走俄国式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