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于家暴后,被摧毁的与不能妥协的

2024-11-25 | 来源: 澎湃新闻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22年1月13日，当地派出所曾向贺某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这张纸一度成为玉梅安全感的来源。离开派出所后，哥哥谢凡将她带回平昌老家，在玉梅心里，这段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开始就离婚事宜咨询律师，得知她已处于孕晚期，律师建议她优先照顾身体，等生完孩子再做下一步打算。“很无奈，真的很无奈，那个时候想着等生了孩子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

2022年3月，她在坐月子期间再次咨询律师，对方表示，诉讼离婚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到两年，孩子尚处于哺乳期，法官判离的可能性不大。更实际的选择是与对方协议离婚。

律师给出的建议基于确实存在的司法难题：以家暴为由结束婚姻并不容易。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后，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随机抽取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家暴认定率仅为6%。即使是认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也有24%的案件判不离。

“我也跟他协议（离婚），但是每一次提出协议，就会迎来下一次的家暴。”玉梅说。

2023年9月25日，贺某阳用一把12厘米的户外钢刀砍伤了玉梅，在她头顶和额尖处留下两道疤痕，至今可见。派出所认定贺某阳家暴，开具了一份与此前内容相同的《家庭暴力告诫书》，但并未给予其治安管理处罚或刑事处罚。

同年，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和程序、送达范围、信息录入、跟踪回访等要求不一致，不同地区基层执法人员认识不统一，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

玉梅说，除第一次外，后续每次报警，她都坚持要求依法处理，但得到的答复不尽相同——你们是夫妻，夫妻和外人不一样；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仿佛应验了贺某阳曾对她说过的话：一个女人，领了结婚证、怀孕了，就像放风筝一样，随时可以拽回来。

她想不通：“难道一张结婚证就可以把我和他牢牢绑定在一起吗？”

为了离开施暴环境，她选择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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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6日，贺某阳离开派出所后，玉梅没有回家。她坐上了去重庆的高铁，前往朋友家中躲避。过了不到一周，贺某阳找到了她。

“我朋友一开门，他直接一下子冲进来了，”玉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把我朋友家从上到下都翻了一遍，之后就让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餐桌旁边，把我手机也抢走了。”趁贺某阳不注意时，朋友才设法联系外界帮忙报警。

在重庆辗转数日后，玉梅决定回到成都，“当时想着，他一直在重庆找我，可能想不到我会回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出于谨慎，她打了一辆顺风车，用现金支付了车费。

她说，自己换掉了手机号，借用他人身份证租住在成华区一栋公寓，距离贺某阳当时的住所至少20公里。安顿下来后，她找了份在美容院上班的工作。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玉梅说，2023年10月28日前后，她照常坐地铁回家，刚准备出站，就看到贺某阳在十米开外等着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带着澎湃新闻记者去到当时的地铁站，该站有四个出口，下班高峰时人流密集，“他就在我要出入的地铁口等着我。”玉梅说，她至今仍然无法想通，贺某阳究竟是怎么一次次找到自己的。

无论如何，逃跑变得更加困难。

“我上班，他就送我去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在那里等着我。他说，只要我跑或者有别的想法，他就去我单位闹，”玉梅说。

2023年4月15日，最后一次家暴发生前九天，是玉梅最接近离婚的一次。当天中午，贺某阳在砂锅店向玉梅泼去四盘滚烫的砂锅。店员报警后，玉梅在派出所坚持要求依法处理。民警再次以家庭纠纷为由劝她选择调解时，她第一次失控了。

“我说，如果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姐姐，你们的妹妹，你们的妈妈遇到这种事情了，你们还会这样轻描淡写一句话，‘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你们还会说这句话吗？”

最终，在警方的劝说下，玉梅和贺某阳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她放弃分割财产，抚养权归男方所有，每月向其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只要他同意离婚，只要他放过我，让我有一条生路就可以。”她说。

在办案人员的见证下，双方约定好了去民政局办理手续的时间。按照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需携带离婚协议到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三十日离婚冷静期过后，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离婚证，方可认定为生效。但刚出派出所的门，贺某阳便反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