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從北京到柏林,我打開了另一種生活

2024-11-27 | 來源: 天使望故鄉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入職兩個月後，還沒過試用期，我收到了柏林工業大學的offer，是為期一年的歐盟能源法和國際能源法專業的MBL項目。氣候保護是德國社會的重要議題，已經融入了大眾的生活方式。我當時想，也許學完歐盟能源法就能找到工作。盡管仍然是未知數，我仍然決定辭職，再次把自己扔進巨大的不確定性裡。

拿到大學通知書後，我和幼兒園的園長及老師談了讀書及育兒的沖突，請求得到幫助。兩位女士當即表示會全力支持，並且鼓勵說，“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強大。” 我填了一張表格，向政府申請將兩個孩子的托管從下午4點半延長到6點，以及將上學的時間從8點提前到7點。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給了幼兒園和學校，它們將據此得到政府額外的財政支付。在柏林，幼兒園和1到3年級的課後托管是免費的；從4年級以後，根據家庭收入，家長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費用。這意味著，從早晨7點到下午6點，整個白天是政府育兒，無論學費還是午餐都是免費。另外，無論移民還是德國公民，每個孩子在18歲前每個月都可以得到250歐元的兒童津貼，可以覆蓋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國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務，包括照護和免費的興趣班。政府網站上解釋了政策的初衷：“學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標是讓學校成為學習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權利，被德國立法者開門見山地明確下來，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顧照料兒女和讀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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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騎著自行車在火車站和孩子們的學校之間疾馳。那是一輛很老舊的二手自行車，暗紅色的油漆都掉得有點斑駁了，相對於我的身高，它顯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車之後，哪怕把座椅調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著地。我不會開車，打出租車又太貴，坐公交車也很貴。最初的三年中，在這個異國他鄉，那輛有兒童座椅的老車是我忠誠的“戰馬”。

讀書那年，早晨7點多就要把兒子放進後座送往幼兒園，8歲多的女兒騎車跟在身旁。把孩子們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騎車趕到火車站，把自行車鎖在附近，再乘火車到柏林工業大學上課。全天的碩士課程從早上9點持續到下午5點，我總是在放學時第一個沖出教室，小跑著去趕火車，再騎車去接孩子們放學。兒子很多次哭著責備我，因為媽媽總是讓他成為幼兒園裡最後回家的孩子。我承諾他，如果媽媽不用上課，不用寫作業，他一定會是第一個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樣的情景確實很少發生，因為我每個月都要寫一篇論文或者參加考試，每次的成績又會影響到是否有資格寫畢業論文。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時候專注學習，但事實上也很難實現。畢竟還要買菜，做飯，洗衣服，拖地，搞衛生，回復孩子學校的郵件，帶孩子們去各種醫生的預約，參加他們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到了冬天，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從10月到來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點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陰雨天，日復一日，漫長得挑戰人類的耐心。雨天路滑騎車，每年冬天，我都會馬仰人翻幾次。幸好，兒童座椅上有安全帶，兒子戴了頭盔，就算倒掛金鉤，也不至於受傷。在我的自行車後座，兒子從兩歲半長到了五歲。

讀書——畢業後找工作——申請工作簽證，這是我的三部曲計劃。2021年底，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完成碩士論文，卻恰逢德國新一波新冠疫情來襲。我和兒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發燒一個多星期後，我申請了論文延期。等到重新啟筆時，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後，就到了學校的秋季假期。孩子們無學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頓地做飯和陪伴。毫無意外，我的論文沒通過，需要重寫。沒有拿到德國學位，找工作就更難了。我只好延簽學生的簽證。延簽的時候，外國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隨意說了一句，“這是最後一次了”。盡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嚇人的廢話。那個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說了一句無心的話，卻足以讓我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