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 2025開年大戲:馬斯克揚言奮不顧身一戰的背後

2025-01-09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一開年，全球半導體行業就被一則不大不小的新聞吹皺了業內的一池春水。

根據WSTS（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數據，自2009年以來，美國首次反超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半導體單一市場。

之所以說“不小”，是因為這則新聞在美國半導體上升到國家戰略，並通過政府補貼、進出口管制和政策引導等方式力主制造業回流的大背景下，是某種程度的“勝利”，契合了以半導體產業牽引高科技戰的輿論調性。

但這一數據又不太值得過分關注，主要是因為“全球第一大半導體單一市場”這一敘事被革新的驅動因素無非就是靠著所謂“AI Boom”，即人工智能熱潮。美國本土資本市場對相關概念股的熱捧，讓英偉達、OpenAI、博通、谷歌、微軟等AI熱圈市值水漲船高，疊加GPU和HBM的封裝合流，讓兩年來美國本土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中進行了超高投入。

如果暫將高端GPU以及與AI加速器產業放置一邊，目前全球半導體生態的整體圖景依然處在築底回穩的溫和時刻，這一點從制造端的代工、封測，以及更下游的分銷商手中的庫存數據可以得到明證。

AI算力、算法和數據的市場有著巨大的升降彈性，尤其是下半年以來出現了GPU vs ASIC基礎設施算力的博弈，以及DeepseekV3在大模型領域架構上的創新，讓美國相關產業制定者進一步認識到這一賽道上資本加持與人才吸引的重要性。

此時此刻，我們在美國政府公告平台federalregister上看到兩個互為表裡的動向：一方面，為了“配合”特朗普(专题)入主白宮後揮舞關稅大棒，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基於“301條款”宣布對中國大陸制造的最能體現商品洪流特色的成熟制程芯片展開貿易調查，一方面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則修訂了H-1B簽證規則。

H-1B新規進一步簡化了審批流程，讓更多美國雇主們可以更快招到和留下合適的人才，而且還重新規定了相關的“專業職位”。

H-1B簽證，長期以來是美國爭奪全球AI、機器人制造、生物醫藥等高端制造類行業類人才庫的核心抓手之一。在驢象兩黨對華以“小院高牆”的科技戰策略達成高度共識的情況下，參眾兩院卻對H-1B這一重要的輔助性手段聚訟不休，在政治光譜上形成了一種奇異反差。

何謂H-1B簽證？

H-1B是美國“移民(专题)和國籍法”第101(a)(15)(H)條規定的一種簽證，允許美國雇主雇用外國工人從事專業職業。就非美國國籍勞工數量而言，它是美國最大的簽證類別。

1990年的《移民法》將 H-1簽證分為 H-1A（針對護士）和 H-1B。法律規定每個財政年度的H-1B簽證上限為65000份，並要求雇主提交勞工條件申請。之後簽證改革法案對H-1B規則多次進行了額外修改，其中包括了針對智利、新加坡等國帶有外交性質的人才簽證修訂。

根據該法案的定義， H-1B“專業職業”要求具備專業知識和學士學位或同等工作經驗，停留期限為三年，可延長至六年，之後簽證持有人可以重新申請。國會規定，雖然H-1B簽證上限為65000份，但美國學院或大學可向獲得碩士學位或更高學歷的畢業生簽發另外20000份簽證，雇主必須為個人提供簽證擔保。

因此，H-1B簽證可以看作一種針對專職類型的人才簽證，因此，幾十年來，它被稱為全球人才收割機。

為了敘述和閱讀方便，我們不妨來歸納一下H-1B簽證的“精華”特色。

首先，當前美國工作的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高科技行業海外人才以來自中國（大陸、台灣(专题)、香港(专题)等地）、印度(专题)居多，這些人才都使用H-1B非移民簽證，但因為每個國家的簽證上限為7%，因此很多時候必須通過抽簽系統分配。數據統計來看，印度2019年申請人數就接近28萬人，2020年飆升到32萬人左右，和中國（2023財年為45000人左右，如下圖）聯手組成了H-1B簽證的大頭，如果每個國家簽證上限為7%，可以想象將有多少申請者被擋在門外。

其次，如果H-1B簽證持有者失業，只有60天的時間來尋找新工作。雖然在等待期間，申請者可以通過i-140申請在等待綠卡期間無限期居留，但這種情況使許多人才陷入困境，因此沒有綠卡或公民身份可能會影響海外人才考慮是否要前來美國工作；

再者，H-1B簽證由於和特殊工種掛鉤，成了STEM（理工類）留學生(专题)最熱門的簽證申請渠道，在發放和抽簽名額上限有限的情況下，招工能力更強、雇主意願更穩定的互聯網大廠成為了這些優質人才的主要扎根地。

最後，如果梳理H-1B三十年來每一次政策上的重大調整（如2017年左右決定增加了20000個額外簽證專門用於從美國大學獲得高級學位的外國學生，以及擴大失業等待期至60天），其時間節點往往和全球政局的大氣候和美國黨爭的小氣候息息相關。

1990年當H-1B政策出爐之時就伴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很顯然，該政策意圖收割一批社會主義陣營的潛在流亡精英人才，和二戰後掠奪德意志第三帝國高科技遺產的企圖若合符節。

而本月17日開始執行H-1B綜合改革方案將進入正式公示階段，這也是拜登(专题)政府在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前端上來的“一盤菜”，所反映的是兩黨在移民政策和全球人才引進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

芯片戰爭與H-1B

幾十年來，圍繞H-1B簽證之美國本土人才與全球戰略的利弊爭論始終存在，但這一議題從廟堂利益交換的邊緣外圍地帶逐漸向中心焦點處移動，和2018年以來美國挑起的芯片戰爭關聯頗大。

每個硬科技賽道，作為驅動力的資本、人才、市場這三駕馬車都必不可少，但具體到半導體尤其是先進制程領域，其從業人員的規模和質量特別能撥動政策制定者們的敏感神經，畢竟相比互聯網，芯片更能凸顯制造業本土回流的主流敘事與政績宣示。

兩天前，《華爾街日報》發文，H-1B簽證已經事關特朗普MAGA大業的成功與否。

如前所述，H1-B簽證的申請者中，有STEM背景的職業流向往往是以微軟、谷歌和META為首的互聯網大廠，在總量有限的零和博弈背景下，如果高科技青年才俊都以扎克伯格為創業的終極偶像，將戈登·摩爾之路視為畏途，這讓看似雄心勃勃燒錢無數的“芯片法案”情何以堪？

去年四月，依靠《芯片戰爭》一書暴得大名的作者，塔夫茨大學教授克裡斯·米勒在《金融時報》以“芯片法案正在獲得意料之外的成功”為題發文（如下圖），為美國政府補貼半導體大廠這一頂層設計鳴鑼開道，文章主要論據之一就是半導體行業的從業者正在變得多起來，而且也越來越吸引海外高質量勞工群體；幾乎與此同時，美國白宮新聞辦公室也發布公告，表示2023年美國本土半導體從業人員同比增4.3%，超過了20萬人，一舉扭轉了2002年至2009年每年減少一萬多工作崗位的局面。

美國不少行業內分析師認為，若想以持久戰的方式贏得“芯片戰爭”，必須要來一場H-1B簽證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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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經濟成本，還是從工藝器件材料的角度看，半導體行業的摩爾定律正在逼近自身極限，目前半導體熱門賽道中的前道設備和後道先進封裝的融合的突破口，往往不再是基礎科學問題，而是一個工程學問題。普渡大學的一份數據顯示，美國的國際學生僅占本科生總數的11.2%，但卻占研究生和專業學生的42.9%，而工程學院的海外學生比例最高，占國際學生總數的 41.5%。

圈內人思考，如果想在不對H-1B現有規則大動的情況下，還要對全球半導體行業人才爭奪再強化，那麼為何不專設一個“半導體人才簽證”？

EIG集團首席經濟學家Adam Ozimek的一篇文章一度在芯片圈廣為流傳。文章主旨是必須要在H-1B基礎上搞一個半導體人才特殊簽證，這是“芯片法案”成功的最關鍵因素，他理論可以被總結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在資本、市場、人才諸要素中，只有人才是可以真正穿越產業起伏周期，是保持產業興旺的最核心資產。

他在文中還舉了一個例子，2023年8月，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工廠因熟練裝機人才不足導致量產時程推遲，為此想為大約500名台灣地區勞工辦理簽證赴美卻被當地工會阻撓而作罷。根據美國規定，從台灣地區赴美的台積電員工，需要EB-2簽證才能合法入境工作。對此，Ozimek諫言，如果搞一個為避開漫長而艱難的簽證程序的特殊人才綠色通道，既可以保證“芯片法案”項目順利落地，又可以擴大半導體行業的產業附加值（1個半導體崗位可以帶動6個其他周邊產業的崗位），何樂而不為？

H-1B與白宮風暴

Adam Ozimek的這份芯片版的“諫逐客書”在白宮眼裡卻書生氣十足。

H-1B簽證問題的復雜性在於，支持與反對都無法准確劃分黨派站位。共和黨的美國本土人才本位主義和限制過度移民的政策導向，反對擴大開放簽證額度，綜合美國國會和白宮方面人事變遷的動向來看，所謂的“芯片特殊人才簽證計劃”很難得到通過。

“芯片法案”強有力的政治附加因素本身就塗抹著某種地緣政治保護的反全球化色彩，而且就“半導體”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來看，也很難界定何種人才算得上半導體人才。

特朗普在10月份競選期間就不止一次公開表示“芯片法案”是一招臭棋，上台後有可能將其廢除，這毫無疑問將給美國未來四年的芯片人才戰略注入了大量不可知因素。

如果說共和黨偏右的立場對革新H-1B簽證方面持保守態度，民主黨派全球人才戰略與高科技人才福利制度方面，在H-1B問題上也面臨著兩難選擇。

在硅谷大佬整體出現偏右轉的趨勢下，民主黨陣營中的智庫媒體近年來開始連番發問所謂STEM人才短缺到底是一種事實存在還是虛構的敘事——通過此種質疑，部分層面上瓦解了西海岸高科技人才招募神話。

阿爾弗雷德·P·斯隆基金會、喬治城、密歇根等多名高校研究所和智庫自2022年發布報告，結合高科技企業裁員、五年後應屆畢業生的二次流動，以及互聯網、AI、雲計算服務商和半導體行業的平均薪酬變化，表示“沒有實證數據STEM畢業生短缺”的說法，計算機軟件行業的人才缺口更是充滿著各種虛假的數據詮釋和扭曲的實施重構。

更有甚者，即便是對H-1B最寬容的公眾群體，也無法否認該簽證政策帶有對“國際高科技奴工”的盤剝性質。

如前所述，H-1B 簽證意味著雙重意圖，即允許臨時非移民獲得雇主贊助的綠卡，非移民臨時客籍工人和有意移民的人都在爭奪H-1B簽證，雇主和雇工之間由於綠卡博弈問題會導致嚴重的不公，讓初次獲得H-1B簽證者為了優化自身簽證成本，不得不忍受額外的薪水盤剝和欺壓。

這就給了特朗普陣營（大部分都反對松動H-1B簽證額度）以口實，認為互聯網、半導體行業海外招工不但讓H-1B申請者內卷薪水，還對美國本土人才造成了變相歧視。這一點連主導H-1B政策的美國國土資源部也毫不諱言，2020年該部門曾發布報告，顯示60%的H-1B職位低於當地的平均工資。在華盛頓特區，雇用1級入門級 H-1B軟件開發人員的公司可獲得36%的稅費折扣，即41746美元，對於2級工人，公司可獲得18%的折扣。

以上種種，讓H-1B越來越褪去“為國養士”的光環，成為驢象斗爭之大移民政策下的暴風漩渦點。

我們可以預見，H-1B在2025年以及之後的或進或退，或左或右，都會越來越偏離為高科技產業周期服務的目的，是一種服務政客隨性起舞的水袖。

結語：作為變量的馬斯克

去年12月28日，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以激烈的口吻發帖：

“我之所以來到美國，與眾多創建SpaceX、特斯拉以及其他數百家讓美國變得強大的公司的關鍵人士一起，就是因為H-1B.......我將在這個你們不可能理解的問題上發動戰爭。”

根據美國國家政策基金會（NFAP）最新數據顯示，過去幾年，特斯拉雖然被互聯網公司穩壓一頭，未能躋身H-1B簽證雇主TOP 25，但目前排名第16，而且去年獲批了742份初次就業H-1B申請，較2023年的328份增長超一倍。

毫無疑問，馬斯克是H-1B簽證的積極擁護者，也是全球化人才流動的受益者，特斯拉的中國工廠讓他意識到，一個高素質的海外制造業群體對企業發展是多麼的關鍵，但他的態度在特朗普團隊中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馬斯克的這番言論立即遭到《紐約(专题)時報》編委會的反擊，他們指出，目前H-1B簽證持有者流入的前三大公司 Infosys，Tata和Cognizant都帶有濃重的印度色彩，不但盤剝外來勞工，而且是簽證材料欺詐的重災區，而且《紐約時報》編委會還告誡馬斯克，如果細細追查每一位等待H-1B簽證的申請者，就會發現接近七成的人的工作性質基本和高科技制造業關聯不大，此外，《紐約時報》還質問，馬斯克在2024年解雇了16000名特斯拉工人，卻又嚷嚷擴大H-1B簽證規模，如何看待離岸外包與支持制造業回流在行為邏輯上的自洽？

伯尼·桑德斯回擊馬斯克：H-1B簽證不是匯聚高科技人才的利器，而是百萬富翁們薪水成本控制的法寶

目前，馬斯克會是白宮執政團隊中的“黑天鵝”嗎？雖然目前判斷還為時過早，但馬斯克必須直面質疑者，需要將DOGE（政府效率部）一部分精力用來化解H-1B的實操與輿論風險。

總之，2025年，來自中國大陸的H-1B的申請者數量以及從業流向，將是一個觀察中美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生態鏈要素流動的重要窗口，馬斯克在特朗普團隊中的角色定位，也將在本月20日之後給外界釋放更清晰的認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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