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丝网到废墟:日裔美国人从二战拘留营获释...

居民们称这些地方为“营地”，就像他们离开的那些地方一样。当政府官员来检查时，他们总是纠正居民：“这不是营地，这是拖车场。”曾在拘留营度过童年的富美夫村永（Tomio Muranaga）在1986年告诉《洛杉矶时报》：“他们希望我们忘记曼扎纳尔和哈特山（Heart Mountain）这样的地方。”曼扎纳尔和哈特山分别是加州和怀俄明州的拘留营。

赔偿与反思：历史的伤痕与和解

八十年前，他们开始回家，但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并不熟悉。直到第四代日裔美国人、洛杉矶居民卡尔文·内藤（Calvin Naito）提醒我这一周年纪念，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在1988年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时才知道这段历史，当时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赔偿的历史性法律。

争取赔偿的道路漫长而艰难，最早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迁移赔偿法》。在弗雷斯诺附近，Koda家族曾是主要的水稻种植者，他们在1941年12月拥有5000英亩土地，并租用了另外4000英亩。在被赶进拘留营后，他们对联邦政府提出了索赔。这场官司打了大约15年，直到1965年才达成和解。然而，当赔偿支票到达时，Koda家族的长辈已经去世。儿子埃德·Koda（Ed Koda）计算后发现，政府提供的36.25万美元赔偿仅相当于他们240万美元索赔的15%。如今，第四代Koda家族仍在约洛县种植水稻。

莫雷家族（Morey family）也在加州经营了四代生意。1907年，约书亚·莫雷（Joshua Morey）的曾祖父在洛杉矶的小东京创立了亚洲公司（Asia Co.），从事进出口业务。珍珠港事件后，他们不得不放弃生意和家园，只带走了两个行李箱的东西。

莫雷的曾祖父在1892年来到美国，珍珠港事件后被关押在图纳峡谷（Tuna Canyon）的拘留营，那里关押着被联邦政府视为安全风险的外国人。莫雷读过FBI的报告，认为他知道为什么曾祖父被关在那里，而其他家人则被送往安全级别较低的营地。“亚洲公司是战前我们社区的企业之一，因为他与日本有大量业务往来，我想他被归类为潜在间谍。”

“我们曾在小东京的第一街拥有土地和生意。我们失去了财产，失去了生意，回来时一无所有。”战后，重新启动与日本的进出口业务是不可能的。但讽刺的是，莫雷的祖父凭借其在亚洲公司的分销系统专业知识，被美国陆军雇佣，派往战后德国管理军事物资的运输。

尹锡悦住所加强铁丝网防御线,调查人员有三个选择

爬去美国!母女穿越铁丝网女儿被扎

大批移民聚集美墨边境冲破铁丝网企图进入德州

回到美国后，莫雷家族找到了新的生计——保险业。“二战后，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日裔美国人或其财产提供保险。这就是我们在战后受到的待遇，”莫雷说。需求和机会相结合，莫雷的保险公司至今仍在为加州和夏威夷的日裔社区提供保险。

莫雷家族在他3岁时搬到了湾区。1980年代，诺曼·峰田（Norman Mineta）——哈特山拘留营的幸存者——正在国会任职。莫雷家族买下了峰田的保险业务。“我从小就和峰田叔叔一起长大。他告诉别人他给我换过尿布，我说，峰田叔叔——我那时已经3岁了！”

你可能听说过诺曼·峰田这个名字。圣何塞国际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也是推动对曾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进行赔偿的关键人物。莫雷的父亲曾不太情愿地告诉儿子：“你的峰田叔叔正在努力让过去的错误得到纠正。”

峰田和其他日裔美国国会议员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谈判和立法，以“纠正过去的错误”。其中一位同事是夏威夷参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他在二战期间作为美国陆军着名的日裔战斗部队成员在意大利作战时失去了右臂。（井上的右臂被子弹打断，他用左手从断手中抠出手榴弹，扔进了德国碉堡。）

简而言之，赔偿问题从战后初期的第一个赔偿计划——像Koda家族那样只拿到15%的赔偿——一直拖延到1980年代初，当时国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听取了证词并提出了赔偿建议。最终，在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了《1988年民权法案》，正式为拘留日裔美国人的不公正行为道歉，并向每位幸存的日裔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支付2万美元的赔偿金，当时约有8万人符合条件。

如今，从拘留营中幸存下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最终将全部离世。约书亚·莫雷只能通过二手资料了解他们的故事，但现在，“这已经成为我毕生的使命——讲述我们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故事。”